我们是否应该“拉黑”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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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历史阴影下真正的正人君子



物理1501马沛瑶学号：201510800111

11月7日，在京城的贤良寺，李鸿章长睡难起。

这位晚清重臣的去世让帝国中枢为之震惊。一位帝国“破屋”出色的“裱糊匠”的离去，让将倾的朝廷惶惶不安。

这年的9月7日，他和奕劻刚刚代表帝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银4.5亿两。两个月后的11月7日，他就去世了。

如果没有这次签约的谈判，或许“裱糊匠”李鸿章还会多活时日，对于一个78岁的垂垂老者，国事垂危，累年奔波，而与11国代表的冗长谈判耗尽其心力。而谈判约成之后，“胃血管破裂”，吐血连连。令其恼怒的是，盟友俄人在其病榻前的讹诈施压，逼迫其在“道胜银行协定”上签字，想起“老来失计亲豺虎”，呕血不止。

提起李鸿章，我们总是会有不好的印象——“卖国贼”、“千古罪人”，但这，是历史加给他的枷锁，作为晚清一国之相，李鸿章有着太多的辛酸和无奈，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李鸿章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数千年来未有之时代。西方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混乱。犹如生来高贵的皇家贵胄，一夜巨变之后成立人人可贱之的贫乞儿。即使富贵如慈禧老佛爷，也有颠沛流离逃亡荒郊野外之时，纵是她冠冕堂皇宣称自己是去“巡幸”，也难掩流亡之事实。故我们不能片面的去评价这位晚清名相。

更何况，如果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晚清名臣，帝国的落日恐怕不会延至辛亥年才沉没。

李鸿章深知，此生所做之事，只能给帝国装点门面，只是匠人，不是设计师，只能修修补补，不能大兴土木，一切以不犯满人朝纲和护朝政为要义。李鸿章的“裱糊匠”生涯始于1847年。这年，24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此前一年，李鸿章受业父亲李文安同年进士曾国藩门下，曾国藩誉其“才可大用”，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此后，李鸿章的人生轨迹随着帝国的衰落而一路崛起，创建淮军，受曾国藩八营湘军之助。继而，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管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

直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他似乎成为了历史的罪人。但当我们冷静下来，理性地来看待这些事情，我认为可能会是另外一副模样。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时费尽心力，伊藤博文则态度强硬，极尽羞辱之能事。在条约缔结前最后一次谈判时，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没有想到阁下是如此严酷执拗之人！”随后愤然离去。李鸿章登船回国，发誓终生不再踏上日本土地。

一年后李鸿章访问美国时途经日本，果然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终于没在日本上岸。


作为大清帝国的使臣，为弱国办外交、主持大局的李鸿章其实在外交谈判上并无回旋余地。试想，在战场上一败涂地的清廷签订“城下之盟”，何以换来公平条约。但弱国也需有人办外交，李鸿章自当上直隶总督便深度参与外交事务，“以夷制夷”，平衡洋人间复杂利益关系，到一边倒结俄强援，以让帝国的伤疤愈小愈好。奈何，前门聚虎，后门进狼，列强仍然强食，而俄国却是只比虎还能食的狼。据称，甲午之役，李鸿章赴日谈判，与伊藤博文据理力争。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第三次谈判后归途中，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左颊中弹，险些丧命，血染官袍，舆论哗然。《马关条约》原定赔偿3亿两白银减为2亿两，“李中堂一子弹换万两白银”。这样一位深谙民族大义，爱国如斯的名相，怎经受的起后世的骂名！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不变的真理，“弱国无外交”，纵使李鸿章学富五车，爱国如命，也无法改变。一个白发老者的伶仃身影，北上远行。李鸿章抵京“裱糊”，收拾残局，代清议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眼中“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的李中堂，在人生中的最后一个舞台上，殚精竭虑，苦苦支撑，回天无术。他应该得到历史的尊重，后人的尊重。而与之相反的是，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军事、经济、洋务、外交诸多领域均有建树，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第一人”。他最早倡导开办洋务，第一个把电报引入中国，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的唐胥铁路，组建了被称为时亚洲最强大北洋水师，兴办煤、铁、金矿，创立轮船招商局、纺织局、机械制造局，派遣留学生……中国近代化的发轫，由其洋务新政发端。不能不说，为了中国能够回到盛世，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可惜回天乏力，只得成为晚清悲剧的缩影。梁启超感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讲堂集》1913年评说李鸿章：“吾观合肥李氏……水浅而舟大也”，直指李鸿章船大浅行，进退维谷、生不逢时。一位生不逢时的晚清名相，又如何能把丧权辱国的骂名强加给这样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人身上呢？

作为朝中重臣，业儒之人，李鸿章与中国历朝封建士子一样，视个人名望为人生追求，而签下的多条不平等条约让其苦不堪言。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因而，作为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手中毫无谈判砝码，每逢大难必被懿旨推上风口浪尖，无法逃避也无可逃避，做下名节尽毁之事并不难想象。李鸿章接到手的外交任务，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注定了会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天津教案、秘鲁换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李鸿章被推上清廷这艘破败龙船的船头，直面着呼啸的狂风暴雨，默默为清廷承受着一切责骂；无论是清廷将他推向前方的信任，还是国人的谩骂唾弃，都化作利刃一刀刀割在这个渴望“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个“治世能臣”的人的心上。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当他的每一次“出场”都招来耻辱和责难时，那种“人情最难堪之事”对他的重压时别人难以想象的。直至1901年，一生颠簸劳累，身心焦虑疲惫，痛苦不堪的李鸿章走到了人生的尽头。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八国签订啦《辛丑条约》，那文


件上虚弱无力，辛酸悲苦的三个字，成了他的催命符。临终前，他写下了两首诗：“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落日余晖之下，李鸿章的悲悯之气尽显：帝国之难未靖，四海之内虎视眈眈，国凋民残，举步维艰。而这个安徽庐州科举少年，从壮年戎马、中年封疆到晚年洋务、残年外交，疲惫一生，尘埃终于落定。

当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断言，李鸿章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洋务新政的时代曲终人散。

10年后，大清轰然倒塌。

百年之后，无论如何，我们该给李鸿章——一个晚清真正昂首挺胸的正人君子，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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