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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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尔斯泰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的小山坡，那"绿树枝"是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使人类象兄弟般相爱。托尔斯泰英文传记之一的作者艾尔默·莫德在其长达一千余页的书中最后写道：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世界所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价值。尔斯泰从未读完这整部启示，因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求它，这个事实就给他的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这个启示的一大部分。这个启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以一种奇绝、隐蔽、内在而黑暗的渠道继续被探索，被解读。它以一种近乎潜水的姿态、变形得难以觉察的轨迹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性狂澜。诗歌日历似乎有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十九世纪大师们的遗产甚至超过了西方，；诗人高踞于帝国权力之上，大声宜告了旧时代的消亡。1910年，不仅是俄国，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尔斯泰溘然长逝时，2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位大师遗体告别的人群之中。1867年10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啜泣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俄罗斯的忏悔精神可能导向一种偶像崇拜，从而分娩出它最卑下的元素；契诃夫痛斥过的俄国人血液里的"奴性"，以及为现阶段人类文明尚难接受的"不以暴力抗恶主义"；但这种精神作为人类神性的伟大证明之一，是可以保证人类不会沦为兽欲，不会向邪恶彻底屈从，在苦难和少数尚存的世界上，尤其是对中国诗人日益浓重所谓的"个人化"，仍然是一种本质的需要。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1871年，柴可夫斯基举行了首次个人音乐会，邀请到各界名流出席，也包括作家屠格涅夫。居格涅夫起初不想来，他一向讨厌作曲家，认为20年后谁也记不起这些人的作品。由于柴可夫斯基的好朋友著名音乐家鲁宾斯坦的再三劝说，居格涅夫才来了，为了摆架子，故意迟到了一会儿，所以没有听到弦乐四重奏《如歌的行板》那一段，但柴可夫斯基的其它作品，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如歌的行板》取材于民谣，旋律极优美，6年后，当托尔斯泰听时，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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