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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国外研究综述 [“意见领袖”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20世纪40年代初,在传播学关于媒介传播效果的研究中,“魔弹论”还非常盛行,来自媒介的消息首先抵达“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再将其传递给同事或其追随者,批评性研究对“意见领袖”和“两级流动传播”理论丰富和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意见领袖”的理论渊源 “意见领袖”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是由美国著名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在他的著作《人民的选择》中最先提出的。 20世纪40年代初,在传播学关于媒介传播效果的研究中,“魔弹论”还非常盛行。为了调查大众媒介对政治活动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在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进行了著名的“伊利县研究”。调查结果让人意外:大多数人早在竞选运动之初就已经做出了怎样投票的决定,只有约8%的人由于竞选运动改变了投票的意向,而这批人之所以中途改变主意,也并不是听从了大众传媒的宣传或劝服。 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大多数选民获取信息并接受影响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大众传媒,而是一部分其他选民――拉扎斯菲尔德称其为“意见领袖”,他们频繁接触报刊、广播等媒体,对有关事态了如指掌。来自媒介的消息首先抵达“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再将其传递给同事或其追随者。这一过程即为著名的“两级流动传播”。 国外学者的研究 “意见领袖”及“两级流动传播”理论的提出,有力地驳斥了“魔弹论”,为以后大众媒介“有限效果论”的提出找到了过渡。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掀起了对“意见领袖”和“两级流动传播”理论研究的高潮。 研究者归纳出了“意见领袖”区别于其追随者的三个因素:1.价值观的人格化体现(其人为谁);2.能力(其人的知识);3.可利用的社会位置(其人所知的人)。这些因素的确立,对区分“意见领袖”和普通受众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研究者开始认识到,介于媒介和接受者的思维中间,存在着许多心理和社会的变量,比如: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意见领袖”的存在;等等。这使得传播学开始与心理学及其他学科相结合。 批评性研究对“意见领袖”和“两级流动传播”理论丰富和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批评者中,美国社会学家罗杰斯的研究,无疑为“意见领袖”和“两级流动传播”理论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指出:“大众传播分为信息流和影响流,信息流即媒介信息的传播可以是一级的,它可以像人们感觉的那样直接到达受众,而影响流的传播则是多级的,要经过大大小小的‘意见领袖’的中介才能抵达受众。” 国内学者的研究 “意见领袖”和“两级流动传播”理论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和其他领域(比如市场营销)学者的强烈兴趣,他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笔者发现,对于该理论,国内学者存在着两大争议: 1.公职人员可否成为“意见领袖”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公职人员可否成为“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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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笔者认为,公职人员是不是“意见领袖”,关键不应看他是否有“公职”,而应看他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自身的特点,作为“社会网络传播”中一个“节点”的公职人员,具备成为特定领域“意见领袖”的条件。另外,由于公职人员接触大众媒体的频率普遍较高,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里也有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 2.大众传媒是不是“意见领袖” “两级流动传播”理论认为:媒介的消息首先抵达“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将其所见所闻传递给同事或其追随者。其模式为:大众传媒→“意见领袖”→一般受众。那么,大众传媒是否可以作为“意见领袖”呢? 从定义可以看出,该理论强调的“意见领袖”首先应是“个人”,而非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而且,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应是“信息发布者”或“信息源”,将“信息源”认定为“意见领袖”显然是角色错位。我们不否认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对受众的直接作用,但是,我们更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大众传播媒介从业人员成为“意见领袖”,他们的“把关人”角色使他们掌握话语权威。 虽然国内学者对“意见领袖”理论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有学者把该理论与我国的社会情况相结合,做出了一些很具实践性的研究成果。比如,有学者将“意见领袖”理论与我国农村的科技传播相结合,为农村科技传播找到了一条极具实践意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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