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规划分析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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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途职业规划测试感悟

通过测试我了解到我的优势特点在于：

我非常喜欢那些不断创新、灵活多变的工作，可以接触很多人，有一定的冒险性。

对应的典型职业有：管理顾问、培训师、职业顾问、摄影师、记者、企业家、发明家等。其中和我的专业对口的职业有：记者、摄影师。

我渴望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运用到充满创意的有趣世界，那些让我目接不暇的节奏和变化会极大地满足我的好奇心和启发我积极的想象力。

其中对应的典型职业有：编辑、广告创意人、公关人员、主持人、制片人等。

我眼光开放，见解独到，善于预测事态发展，非常契合一些规划和开发的工作。我还适合这些职业：战略策划人员、刑侦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等。

适合我的职业有很多，但是在短期内，我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 记者采访新闻，一定要深入现场，力求做到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样做，一是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二是新闻现场感的要求。

日本著名记者辰浓和男认为：“记者是为了寻找新闻线索和采集材料而忙碌的人„„必须迈开自己的双脚，用自己的脚去寻找。”我在《新民晚报》工作时，也一直用这样的笨办法，用自己的脚去寻找，用自己的眼去观察，用自己的心去体验

新闻采访就应当实打实，不能掺和半点虚功。一个记者倘是满足在一堆简报上编新闻，那就没味；一个记者如果只在扒网的基础上写稿，那就没戏。记者只有到实地，到现场，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才能产生采访冲动，才能抓住新闻“活鱼”。

塞缪尔 弗里德曼先生在书中一开始，就提出：要成为有道德的新闻记者，你必须永葆仁慈之心。在这个命题下，他批评了所谓的客观主义态度，批评了


所谓的对采访对象要不偏不倚的主张，批评了所谓记者被要求不能动感情的戒律。他非常鲜明地写道：“我个人总认为‘客观’是一个错误的词汇。因为人们不能回避主观。无论你把在新闻中保持距离称为客观还是公正，或是其他什么词，新闻距离不能也根本不应该超越人性的范畴。新闻是沟通情感的，而不是拒情感于千里之外。”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援引用了两张获普利策奖照片的案例：一个越南女孩赤身裸体哭嚎着跑在一条路上，她是美军凝固汽油弹袭击的牺牲品。这张照片并没有在美国引起深化反战的作用，倒是使美联社的摄影记者黄幼公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很少有人知道，黄幼公在拍完照片之后，立即把小女孩带上一辆小公共汽车，命令那辆汽车去一家医院，并恳求大夫为她治疗，直到小女孩上了手术台，黄才回到美联社冲洗照片。这是第一个案例。另一张摄于1993年苏丹的饥荒。照片抓到了正在走向救济所的一个瘦弱、蹒跚的孩子跌倒的瞬间，孩子的身后是一只秃鹫。拍摄这张照片的自由撰稿人凯文 卡特吸引了公众舆论对这幅照片的兴趣，卡特也像黄幼公一样，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卡特在英国《卫报》的一位同事大卫 贝雷斯德福当时质问他，你为孩子做了什么，卡特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做，那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孩子。”于是在获得普利策奖后不到四个月，卡特自杀了。

按照塞缪尔 弗里德曼的说法，是黄幼公救了小女孩的命，也同时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而卡特很可能是不堪忍受“自己作为新闻记者失去人性那天”的折磨而选择了结束生命。

塞缪尔 弗里德曼的主张给我们传媒人什么样的启示和感悟呢？ 其一，客观是相对的，主观则是绝对的，好的新闻作品只能是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统一。

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对新闻事实的报道也必须是客观的，否则就失去了报道的意义，应最大限度地把这种客观发生并存在着的事实，尽可能客观地展示出来。然而，这种客观是把记者的主观意志自觉不自觉渗入其中的客观，否则这种客观就难以得到传播。这正应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理论，看不见这个“物自体”，你什么都说不出来，可一旦说出来就不是那个严格意义上的“物


自体”了。李普曼认为，没有偏见，具有全然中立视野的人，在任何文明中是如此不可想象，即使是目击者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再现事件的全貌。这即是说：客观性原则具有相对性，而主观性渗透则具有某种绝对性，问题在于是好的绝对性还是坏的绝对性，好的新闻报道是客观存在与好的主观绝对性的有机统一。

其二，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要服从社会道德，服从社会大道德。固然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要求你注重事实，把事实和观点分开，避免自己的主观倾向等等，要求你争取在第一时间把发生的新闻报道出去，但社会公德或曰社会大道德又要求你“遇难相帮”，“见危相救”。显然一个行业的道德，要服从全社会的道德原则，服从人性的法则。最好的办法是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比如黄幼公先生那样，反映越战的罪过，同时又挽救人群的弱者。一位纯粹中立的记者是不存在的，相反他的主观的博爱之心、仁爱之心，则可以放射出人性的光辉。

其三，国度不相同，对象有差异，但作为人的基本规则，则具有共同性、共通性、一致性。

虽然弗里德曼讲的是美国的事情，李普曼也是从美国的情况谈起，但对我们也有启示和教育作用。因为中美都是地球人，都生活在地球上，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有很大的不同，但所面临的问题、所受到的挑战却具有某种十分相似的特征。比如，我们对“满门杀戮”的事件的报道，对于“小学生受害”的报道，对于“高干腐败现象”的报道，在获得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负面效应，而这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阴影。事实上我们应该遵循人性法则，笃行以人为本，因为我们自己就首先是一个社会人，然后才是一个新闻记者，一名传媒人。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应该成为我们的遗训，弗里德曼先生关于永远不要迷失人性的教诲，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做一名永不迷失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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