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学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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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学透视

作者：曹艺琳

来源：《卷宗》2015年第03期

摘 要：作为一种消极的社会历史现象，腐败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是腐败形成的现实根源，不对称的反腐败的收益和成本是当前腐败加剧的经济根源，缺少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是腐败形成的制度根源，士大夫的角色困境是腐败形成的深层根源。本文将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对腐败进行透视。 关键词：腐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 1 腐败问题的经济学透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号召下，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竞争性、逐利性，人们竞相追逐自身的利益。在不可抗拒的利益诱惑和利益冲突面前，一小部分商人采用了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原始积累的方式进行“血腥式的积累”，—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在招标项目中行贿官员、偷税漏税等。同时我国又处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和不发达阶段，市场还没有全面开放，政府在一些领域的行政干预还很严重，政府官员手中还握有巨大的市场权力，这些为官员“寻租”腐败提供了机会。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转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腐败现象先是多发于商品流通领域，继而转向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再往后又在生产要素的流动中丛生，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经济体制改革由商品流通、生产资料流通，到生产要素流通这实际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腐败与改革“赛跑”，总是抢在前面。而腐败滋生的缝隙，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变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范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到位、不配套、不彻底。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反腐败收益、成本极不对称，其成本远远高于收益，这就使得许多腐败案件的查处从经济利益上失去了根基。对国家专门从事反腐败的部门而言，不同的案件其成本、收益也极不对称，如受贿1万元的案子与受贿100万元的案子，可能要花同样多的调查费用，动用同样多的人员。对公众个人而言，对反腐败所得到的收益远远低于其从事监督、检举所花费的成本，因此其理性的行为便是采取机会主义，寄希望于别人从事监督、举报活动。对腐败者而言，腐败成本的提高可以用收益的扩大来弥补，惩罚越严厉，可能导致腐败的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收益越来越高。从而使许多身居要位者心存侥幸心理，进一步挺而走险，以身试法，“前腐后继”。 2 腐败问题的政治学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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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谈及的这八个字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兴趣。的确，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运行规范正在经历由高度集权向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过渡，正在逐步建立一个高效务实、公开透明、民主法制化的政府。然而在一些领域个人高度集权的现象仍很严重，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时，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另外，我国的民主法制仍很不健全，表现在立法不完备、执法不严及民主选举制度不完善上。我国的某些法律条文过于粗疏，弹性很大，或内容不完整，表述不准确。对某些罪行量刑轻，又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如对贪污、行贿、受贿、失职渎职等罪行的量刑与其他各种犯罪的量刑相比，显得较轻。执法不严表现在以罚代刑、以纪代刑。有许多披露的案件，本应对当事人给以刑事处罚，但往往以党纪或政纪处分取而代之。民主选举制度不完善表现之一就是我国目前大多数的官员任职都是采用上级任命制，而不是民主选举，这造成一些官员只唯上，而不顾群众的利益，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诫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腐败案发前曾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了。”胡长青在升到江西省副省长的位置后，就有了一种“牛栏关猫，进出自由”的感悟。这些反面教材清楚地告诉我们：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的泛滥与我国的政治体制缺少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有重大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权力非法治运行是我国现阶段腐败产生的又一个原因。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今天，必然会引发腐败问题。 3 腐败问题的社会学透视

我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腐败的历史同样堪称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的《左传》、战国时的《韩非子》、西汉时的《史记》中，就有对当时贪官污吏们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腐败并不是今天才出现，今天才成为社会问题的。腐败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腐败一定程度上根植于儒家文官阶层——士大夫的角色困境。千百年里，士大夫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但其地位并非来自于等级制或世袭制，而是通过科举制的选拔晋身，出身平民，效忠皇权。士大夫的身份和地位，要求其必须恪守克己复礼、以致大同的道德理想，这一理想被北宋杰出的士大夫范仲淹提炼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百年来，中国民众按照这一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视为“百姓父母”的文武百官。与此相对，儒家经典也推崇安定有序富足的家庭社会理想，即“小康”，让所有人包括官员的私欲和利益都能适得其所。不期而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宣布要在中国建成小康社会。数千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一直传承着这两种充满张力却又矛盾的理想，这也是中国式腐败千年泛滥的深层根源。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尚往来”一直是传统人际关系的重要特点，这不仅是简单的利益交换，更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人情关系在适当的范围是情义，超过一定范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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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催生腐败。特别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商品意识和金钱观念逐渐渗入到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彼此联系也更加紧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在发生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时，便成为了一条条便捷的渠道。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一是人情关系庸俗化扭曲国家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的正常关系。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理应为全体民众服务，但由于人情的因素，国家公职人员必然由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转为与自己有血缘和利益关系的代表，腐败和不公便由此产生。二是人情削弱了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中国传统人际交往氛围中不但没有遭遇到人们的谴责和抵制，反而被大家所默许、理解、甚至同情。这一现象成为腐败得以蔓延的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

总之，腐败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涉及到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因此，廉政建设也必然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仅仅从某一领域着手，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难以奏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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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邹薇.腐败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吴丕主编.中国反腐败——现状与理论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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