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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鉴赏之知人论世
近读苏樱女士的《一生最爱纳兰词》,感慨良多。
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三国时代的诸葛瑾和弟弟诸葛亮,堂弟诸葛诞都有很大的名望,各为一国效力,当时的人们都说这三兄弟就是龙-虎-狗,蜀国得的是龙——诸葛亮,吴国得的是虎——诸葛瑾,魏国得的是狗——诸葛诞。年仅十岁的纳兰容若以为,之所以贬低诸葛诞是狗,不过是以为诸葛诞以魏国元老-征东大将军的身份要去投降吴国做叛徒,没能坚守臣节。其时,司马氏准备篡魏,对于忠于魏国的老臣连下毒手,还派出说客劝说诸葛诞投靠到司马氏的阵营,但诸葛诞怒斥说客,说自己身受魏恩,已经抱了决死之心,不容许有人篡权,结果司马氏反而以叛乱的罪名害死了诸葛诞。少年纳兰容若因此写了一首咏史诗,为这位冤枉了一千多年的老英雄翻案:
诸葛垂名各古今,三分鼎足势浸淫。 蜀龙吴虎真无愧,谁解公休事魏心。
十岁的小容若有如此见地,令四十岁的我钦佩不已。然容若的表妹告诉容若,那个时候的人并不把狗当做骂人的话的。《尔雅》里说,熊和虎是势均力敌的猛兽,人们把熊呵护的幼崽叫狗,那时的律法还规定,打到虎可以卖三千钱,达到老虎的“狗”可以卖一半的钱。所以龙-虎-狗只是比喻诸葛三兄弟本领有别,并没有马诸葛诞。读完这一段话,我已是目瞪口呆了。
阅读鉴赏古诗词,除去扫清文字障碍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知人论世了,否则极易犯少年容若的错误。知人论世最早由孟子提出,他的原话如下: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 这话是孟子对他的学生万章讲的,主要是教他如何同古人交朋友,重点在“知人”,“诵其诗,读其书”和“论其世”均为“知人”。后世则将“知人论世”连缀,或将其视为诵读诗书的条件,或将其视为诵读诗书的目的。作品-作家-时代,三者互为条件,既可由作家-时代了解作品,亦可由作家-作品了解时代,还可由作品-时代了解作家。凡此均属知人论世。
笔者以为,当代解词最好的当属苏樱女士和王步高教授。前者长在语言,娴熟练达个性飞扬的语言;后者则是典型的知人论世。譬如王教授解读冯延巳时:冯延巳,又名延嗣,字正中。经常有些词话里都提冯正中,广陵人,南唐著名词人,深得李璟信任,曾经两度做宰相。我们看这首词: 谁道闲情抛却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有人说,很多书上也都讲,冯延巳贵为宰相,即使有时候有人诋毁他或者攻击他,有一段时间罢官,当不上宰相,也仍然居高位,还担任节度使之位。大家知道,唐朝和五代时期的节度使是极有权利的,唐朝时节度使的工资是宰相的两倍,加上他还有兵权,管理几个州,这几个州官员的任命以及军队都是他管。所以到中晚唐时期,很多节度使可以形成藩镇割据,在这一个小的范围之内,他是王,就是皇帝,甚至还有子孙相袭。节度使死了,儿子宣布自己留后,这就是等着皇帝重新任命,你不任命我就自己任命。所以按道理,冯延巳的词里不应该有这么多哀伤。有很多人不解。其实很好解。南唐只是一个割据的小朝廷,赵匡胤篡位之前北周一直大兵压境,一直等打到扬州、泰州这里,跟南京隔江相望,这时候你做皇帝也罢,做宰相也罢,你能够安安稳稳吗?夜里睡觉能安乐和美吗?一旦醒过来,你能不战战
兢兢吗?北周、北汉,或者后来的北宋,什么时候一打过长江来,你马上皇帝都做不成了。这个时候李璟、冯延巳在位的期间,政治情势已经非常严峻。所以这首词里叙述的是一个大兵压境、朝不保夕的小朝廷领导人的这种战战兢兢的心理。于此基础上解析,冯词的微言大义自然豁然开朗。 知人论世重点在知人,即了解作家的思想性格和社会经历,了解了他的社会经历也就大体了解了他活动的环境。我们不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要求作家,而只能从作家经历的生活去理解他的作品。问题是,任何人都是有局限的,都要受到时代-阶级和自身个性的制约,因而看问题总是有一定倾向的。认识到局限的存在,知人论世就既要有现实感,又要有历史感。对待古人要有现实感,对待今人则要有历史感。
对待古人要有历史感,就不能将我们的观点强加于古人。比如有人指责李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不连结有志之士和人民大众一道抗敌,却向南逃跑,说这是万万不能使人谅解的。这就是把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古人,就是缺乏历史感。反过来,我们不能无原则的接受古人的观点,否则就是缺乏现实感。因为时过境迁,许多在当时社会里天经地义的事,现在看来却有些不可理喻了。
对待今人贵在历史感。比如所谓新诗,曾一度主张打破传统格律,形式上自由化。孰不知诗词本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镣铐之于诗词既是一种束缚,也是一种成就。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格律就没有诗,所谓自由诗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妄想罢了。
现在大多中学的诗词教学中,于词句主题上用力较多,而在知人论世上用力较少,不论是作为教学条件还是作为教学目的。个人以为,这种做法于诗词教学而言是事倍功半的。
附带说明一点,诗词教学中,用典也需引起足够的重视,毕竟知晓诗文典故也属知人论世的范畴。川大王红教授认为:
典故凝聚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哲理性美感内涵,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形式构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能使诗歌在简练的形式中包含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使诗歌显得典雅,富于书卷气,精致含蓄,意味深远。中国古代诗人,只有用典多寡精粗的不同,而罕有全然不用典者。
典故不是外在于诗意的辞藻与学问,而是负载着诗意的具有多重美感内涵 的符号。如使用得好,能够产生丰富的审美效果。如李商隐《锦瑟》诗向称难解,“难”并非难在用典用事,而是难在典故负载了太多的内涵,给联想提供了太多的可能性。不知典故的读者可以体味到诗之形象、意境、语言的美感,而不觉隔膜;了解典故的读者则可能通过联想更深地体会到其中的象征意义和感情色彩。作家王蒙说得好:“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回忆之中产生了类似庄生化蝶不知己身何物的迷惑,回忆之中又萌发了类似化为杜鹃的望帝的春心。作者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失落感与困惑感,更是一种幻化感:庄生化蝶,望帝化鸟,幻化不已。失什么惑什么化什么?诗人没有说,一般读者亦不必强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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