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 散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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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

作者

张怀瓘《书断》：“大篆者，史籀所作也，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篆。……籀文者亦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甄豊定六书，三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

韦续《墨薮》：“大篆史籀所作也，亦曰籀篆，石鼓文是也。” 韦应物诗：“石如鼓形数止十……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欧阳修《集古录》：“石鼓文唐人始盛称之，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赵明诚《金石录》以为“此论是也”

书法特征 《法书要录》

赵宧光云：石鼓文信体结构，自成篇章。小大倚正，不律而合。至若钩引纷披，作云卷舒 。依倚磊落，如危岩乍阙。施用无定方，立旁有成法，圆不至规，方不至矩。

符铸云：缶庐以石鼓得名,其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姿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要其过人处,为用笔遒劲,气息深厚,然效之辄病。亦如学清道人书,彼徒见其手颤,此则见其耸肩耳



唐代初年，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鼓形的石碣，每一碣上都刻着一篇六七十字的四言诗，记载了秦公随周王游猎的事迹，因此名为石鼓文，又称猎碣。唐人多以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张怀瓘《书断》、韦续《墨薮》及韦应物诗均持此论，宋代的金石学家欧阳修、赵明诚也附会此说。如《集古录》就含糊的说：“石鼓文唐人始盛称之，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近代学者郭沫若、马衡、唐兰、马叙伦等先生也从史实、诗词文句、用字及书法特征等方面对石鼓文的时代作过考证，定为东周秦人所作之物，但对石鼓文的绝对年代未能得出学术界公认的结论。近期有徐宝贵先生作《石鼓文整理研究》一书，从石鼓文的文字形体特点、与春秋战国的秦系文字比较、特别是陕西凤翔秦景公大墓出土的编磬文字相比较，把石鼓文的刻石年代定为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时期（前567年至前537年）的作品。又从石鼓文与《诗经》的语言比较及诗歌形式的发展变化、石鼓文内容所反映的史实两方面考察，将石鼓诗的创作年代定为郭沫若先生所定的秦襄公八年。也就是说诗为秦襄公时所作，刻石则在秦景公之时。

石鼓文是先秦石刻中最为著名的篆书刻石，也是学习大篆和小篆的津梁。从书体看，石鼓文是属于秦系文字，——大篆，学习篆书从石鼓文开始，可以上溯虢季子白盘、秦公钟，下开秦代小篆。比起商周金文来，石鼓文的字形大，字数也比较多，据宋拓中权本统计，有501字，加上重文、合文共计549字，比起商周金文中的重器来字数还要多，其书法风格端庄、凝重，比金文更便于临摹。以往学习小篆，多参秦刻石，其中泰山刻石安国藏156字本在民国之前流布不广，琅玡刻石仅存二世诏数十字，峄山刻石存字虽多，但是宋代郑文宝根据徐铉的摹本所刻，不能与秦代篆书相提并论。而石鼓文是秦系文字中的重器，对于学习小篆也极有帮助。

石鼓文出现自唐代,然未见有唐人临习者,宋代金石学大兴,书家亦罕闻有临习者，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的石鼓文缩刻本，所依据的是北宋歧下翻刻本，错误极多。元代吾丘衍作《三十五举》，提到“篆法扁者最好，谓之


蜾扁，如石鼓文。”但未见其临石鼓文之作，书家泰不华“擅篆隶，温润遒劲”（《元史》本传），《书史会要》称其“篆书师徐铉、张有，稍变其法”。观其书迹中“流”、“吾”、“树”、“写”等字均出自石鼓文，可知其曾得石鼓文法乳。明代顾从义据宋拓临石鼓文制砚，因其所据拓本较早，摹刻精到，不但有书法价值，且有版本校勘的价值。清代以来，篆隶书法大兴，整体超越了前代，临写石鼓文的书家也逐渐多了起来，像黄易、邓石如、吴大澂、黄牧甫等金石学家均临写过石鼓文，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吴昌硕。吴氏尝言：“予学瑑，好临石鼓文，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他在石鼓文上浸淫多年，其厚重苍劲的大篆笔法，融入其行书、绘画、篆刻之中，在近代艺林独树一帜。

一些人看吴昌硕临写的石鼓文，只注意到了一些字左低右高的参差变化，符铸云：“缶庐以石鼓得名,其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姿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要其过人处,为用笔遒劲,气息深厚,然效之辄病。亦如学清道人书,彼徒见其手颤,此则见其耸肩耳”。其实在石鼓文的书法风格变化多端，明代赵宧光《法书要录》云：“石鼓文信体结构，自成篇章。小大倚正，不律而合。至若钩引纷披，作云卷舒。依倚磊落，如危岩乍阙。施用无定方，立旁有成法，圆不至规，方不至矩。”在临写时，要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

1，主副。在左右结构或左中右结构的字中，要分清主副关系，不可写的平均。如时、朴、硕、原等字，左半部小，右半部大，当以右为主，左为副。夜、射、敺、猷、树、鱼帛、马缶、



散氏盘

在西周晚期的金文作品中，散氏盘和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号称三大重器。三器的共同点是铭文字数多，但书法风格又各有特点；毛公鼎虽为西周晚期器，却有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严整；虢季子白盘则开启了秦系大篆整饰书风的先河。一个承上，一个启下。而散氏盘则是有别于周王室风格的地方诸侯所作，其用笔草率纵逸，天真浪漫又有朴拙自然之趣，在西周金文中别树一帜。散氏盘发现于清代乾隆年间，此时随着碑学之风的兴起，士林推崇粗旷一路的作品，而散氏盘恰恰符合人们的这种审美需求，故倍受推崇。

散氏盘是西周厉王时器，铭文有十九行、三百五十字，记载了夨、散两国划分疆界、田亩与田器的经过，其中有完整的盟誓，是研究西周史的重要史料。从书法艺术上看，，散氏盘不像宗周王室铸器的铭文那么端庄严谨，也不纯取纵式，而是以错落欹侧、疏密自然见称。有点像孩童的随意涂鸦，虽稚气生拙，却有天真烂漫的童趣；又有点像老翁的信笔挥洒，虽眼花手颤，却不失老辣。纵肆跌宕，自然天成。看惯了商周青铜器端庄的铭文，再看散氏盘的铭文，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散氏盘自发现之后，临习金文者几乎无不涉猎于此。

临写散氏盘，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散氏盘铭文中同字异形的现象。在其它铭文中，同字异形的现象也有，但远不如散氏盘突出。散氏盘中缺笔、衍笔以及字形的讹误之多，是两周金文中罕见的。其主要原因，是在翻铸时出现了问


题。曾经亲睹过散氏盘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就曾指出，散氏盘“有些字铸得不很清楚，在当时就用刀重刻过。”（《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第466页，紫禁城出版社1995）在临写时，尤其是用散氏盘的文字进行书法创作时，尤其要注意纠正其讹误的字形。对其中讹误的字形进行甄别、纠正的依据，一是参照同一铭文中相同的字，二是比照其它金文铭文中相同的字，最好是时代相同或相近的金文铭文。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散氏盘中铸刻有问题的那些字。

1，有缺笔的字：

“司”字在铭文中凡8见，分别见于9、10、11（两处）、12、13、14行，用为有司、司工、司土（徒）、司马字。除了第10行的“司”字字形较为完整，其它均有缺笔。

“道”字凡8见，其中“首”部的写法几乎没有相同的，以第四行“封于单道”的“道”字较为完整，与其它金文“道”字所从“首”相近，可供参照。

“眉”字在铭文中凡6见，似均有缺笔，所从“页”可参考“道”字所从“首”的写法。 “ ”字，这是一个人名，其复姓西宫，铭文中3见。然而只看第9、11行的“ ”，不知其为何字，第18行的“ ”字虽“衣”部左侧有缺笔，但中间部分完整，临摹时可互相参照。

“鲜”铭文中三见，第9、14行的“鲜”字都较完整，16行的“鲜”字有缺笔。 缺笔最严重的一个字，是第15行旅等人誓约词中“有□”。与武父 等人誓词中“有爽 ”的文意大致相当，再分析一下残存的笔划，可知其字亦为“爽”字。 2， 有衍笔的字

在散氏盘中，不但有许多缺笔，也有衍笔，就是铸刻时误加的多余笔划。像第一行的“ ”字右侧下垂的笔画，与其他同时期的古文字相比较，应该就属于衍笔一类。第12行的“德”字，其“目”上竖笔旁的两点亦应属于衍笔，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其他古文字中并无此种饰笔。“ ”字从“辵”从“来”，可以认为是行来之“来”的本字，由于“辵”的上边一点写到了“来”中，所以在“来”的右边对称位置上也加了一点。“则”字从“鼎”从“刀”，第15、16行的字形不误，而第18行的“鼎”上出了头，像长出两个犄角，也属衍笔之列。 3， 讹误的字形

由于在书写、铸刻过程中出现过一些问题，致使散氏盘中的讹误字形比较多。像第12行的“屰”字，不但字形有误，而且写成了反字。第12行“邦”字所从的“丰”和“邑”都有问题，而像第6行从“谷”从“止”的那个字和第14、16行从上边“网”的那个字，恐怕都有问题。与其他金文相比，“为”字的写法也有问题。在古文字中，“止”和“又”往往会写混，像“道”字，下边从“止”，后来讹变成“又”，石鼓文又变成了“寸”，由“道”分化出“導”。在散氏盘中，第6行的“来”字和第 行的、第18行的“武”字，所从“止”都讹变成了“又”。在临写时应该注意修正。

散氏盘铭文的特点在于“散”，各个构字的部件左倾右斜，却又互相呼应，临写时既要把握住其“散”的特征，又不可将其过分夸张。利用散氏盘的铭文进行创作时，要注意到行气的率动、欹正，要能倚斜中取正，动中取静，否则会太“野”太“散”。

在西周金文中，散氏盘是是朴拙、野逸一路中的代表，它的拙趣是和它的散漫与放任不拘密不可分的，初学金文者最好不要涉猎。学习金文书法，可由西周早期金文中得雄强、方劲之大气，由西周中期金文得端庄、含蓄之严整，由东周金文得圆转、流畅之妩媚，而辅以散氏盘，可得古朴、自然之意趣，可救呆板、甜熟之弊病。所以临写金文，应该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有所涉猎，才会在运用金文进行书法创作时更加得心应手，内涵更加丰富。散氏盘铭文作为西周金文中的一朵奇葩，在金文书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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