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统编版必修下册第三单元《说木叶》、《咬文嚼字》群文阅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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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木叶》、《咬文嚼字》群文阅读教学

朱光潜先生的《咬文嚼字》和林庚先生的《说“木叶”》都是适合高中生学习的文艺随笔。

细读两文，有一个发现：《咬文嚼字》和《说“木叶”》两文中的观点和材料可以互相印证，甚至可以说是“神对应”，这是巧合吗？

朱先生的《咬文嚼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先后提出了三个论点：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联想意义也最易误用而生流弊。林先生在《说“木叶”》中主要讨论了“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笔者重新整合，觉得此文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诗歌语言形象上的暗示性；诗歌语言文化上的暗示性；杜甫“落木”的学习与创造。



一、两篇文章的第一个“神对应”

《说“木叶”》中讨论的诗歌语言形象上的暗示性问题，正好对应《咬文嚼字》中的第一个观点：“有些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

《咬文嚼字》中先后举了郭沫若改剧本、王若虚改《史记》、韩愈定“推敲”三个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郭沫若把剧本《屈原》里婵娟骂宋玉的那句“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改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了；王若虚改《史记》，在表面上似乎改得简洁些，读来便觉索然无味；至于“推敲”的故事，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作者当时所要说的而且是与全诗调和的。

《咬文嚼字》中的三例能够给人以直观的感受，但是仔细品读《说“木叶”》，就会发现：从整体上看，林先生对“木叶”的探讨正好是对朱先生观点的深入阐释。在《说“木叶”》中，“木叶”一词，改动一个字，就成了“树叶”“落木（高木）”“落叶”“黄叶”。关于“木叶”，最早见于屈原《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如期来北渚与湘君幽会；然而，当她伫立北渚之上，举目四顾，却茫然不见湘君。唯见秋风袅袅，令人心颤；洞庭湖面，波涌浪颠；枯枝朽叶，纷纷扬扬。林先生认为“木叶”是“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这却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笔者把“木叶”形象上的暗示性概括为“疏朗缠绵”———秋风中的最后一片树叶残留在枝头（“疏朗”义），风雨飘摇、处境堪忧却不愿分离（“缠绵”义）。

关于“树叶”，文中共举七例：“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屈原《橘颂》）“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淮南小山《招隐士》）“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无名氏古诗）“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萧纲《折杨柳》）“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陶渊明《拟古》）笔者把“树叶”形象上的暗示性概括为“饱满”。

关于“落木（高木）”，文中共举三例：“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黄庭坚《登快阁》）“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庾信《哀江南赋》）笔者把“落木”形象上的暗示性概括为“空阔”。

关于“落叶”，文中有一例：“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曹植《美女篇》）笔者把“落叶”形象上的暗示性概括为“柔美”。

关于“黄叶”，文中有一例：“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笔者把“黄叶”形象上的暗示性概括为“残败”。

林先生在《说“木叶”》的篇末写道：“‘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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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朱先生在《咬文嚼字》中说的“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也是这个意思。



二、两篇文章的第二个“神对应”

《说“木叶”》中讨论的诗歌语言文化上的暗示性问题，正好对应《咬文嚼字》中的第二个观点：“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个不同，变化莫测。”

“木叶”一词最早见于《九歌·湘夫人》。对屈原《九歌》的理解，有三种看法较有代表性。王逸《楚辞章句》：“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朱熹《楚辞集注》：“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李大钊《文豪》：“屈灵均忠爱缠绵，而蔽伤于谗，憔悴行吟，卒沈湘水。”司马迁说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到国君的疏远，却仍在《九歌》中寄寓“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九歌》中的“木叶”既寄托着屈原忠君却见疑的悲愁，也寄托着他对楚国割舍不下的缠绵的爱国情怀。简而言之，“木叶”意象在诞生之初所寄寓的情感是“忠爱缠绵”。换句话说，“木叶”在文化上的暗示性就是“忠爱缠绵”。在《九歌》以后的诗歌中看到“木叶”一词，就会联想到“忠爱缠绵”，这就是《咬文嚼字》中所谓“联想的意义”。诗人们反复使用“木叶”一词，就是一种“历史过程上”的“累积”。这种“累积”对于“木叶”在《九歌》中的初始意义是一种继承和发展。

林先生认为“自从屈原以惊人的天才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也就再不肯轻易把它放过”。屈原以后，诗人们爱用“木叶”一词，《说“木叶”》中共举五例：

谢庄《月赋》：“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谢庄虚构陈王曹植与文学侍从王粲的对话来描绘月亮，抒发羁旅孤独、“怨遥”“伤远”之感和思人怀归之情，正切合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间谢庄的处境。公元433年，谢家一脉的谢灵运被杀，使谢庄感到惶恐不安，也许是为了明哲保身，也许是为了皇上开恩，也许是感到孤立无援，也许是想以屈原自况，谢庄在诗中用“洞庭”“木叶”表达对“君臣相得”的企盼。

陆厥《临江王节士歌》：“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秋思不可裁，复带秋风来。秋风来已寒，白露惊罗纨。节士慷慨发冲冠，弯弓挂若木，长剑竦云端。”诗的开端是一幅气象开阔、气韵凄清的秋景图。如此秋景，令人联想到楚辞《九歌·湘夫人》中“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寂寥意境，又令人生发出“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凄凉意绪。“节士”为何会有寂寥悲凉之感呢？从“木叶”这个词就能联想到“节士”可能有不遇于时的悲愁，而这种悲愁并不是绝望，应该还抱有报国建功的理想。果然，后三句的情调一变，不被重用的牢骚变为慷慨激昂。王褒《渡河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诗歌开头两句用“因物兴感”的手法来引出对江南故国的悠远思念。整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故国的怀念和羁旅他乡的感慨。这种“羁旅思乡”又希望建功立业的情感也很契合屈原“行吟泽畔”时对楚国和怀王的忠贞和思念。《九歌》里的“洞庭”是湘夫人和湘君约会的地方，那么王褒诗中的“洞庭波”既写出了秋风吹动木叶的情态，又何尝没有寄托征夫想与亲人相聚的愿望呢？

柳恽《捣衣诗》：“行役滞风波，游人淹不归。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沈佺期《古意》：“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古人在裁制寒衣前，要将纨素一类衣料放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其平整柔软。捣衣的劳动，最易触发思妇怀远的感情，因此捣衣诗往往就是闺怨诗的异名。柳恽《捣衣诗》从表面上看，似单纯写景，而思妇悲秋叹逝、怀念远人的感情即寓其中，意绪虽略带悲凉，而意境疏朗阔远。沈佺期《古意》中的“卢家少妇”由赶制征衣的杵声联想到征人，诗句鲜明地表现了思妇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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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首”和“辽阳”都是边塞，这就使两诗在“思妇怀人”的情感之外多了一些家国情怀，而这些正是“木叶”的暗示。

《咬文嚼字》中说道：“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符号学认为，在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或民族里，它的语言中往往有很多符号（包括但不限于我们所说的“意象”）。如果一个符号是传统文化中常常被使用的符号，那么当这一符号出现的时候，它就不只是在认知方面发生作用，而是常常会在传统文化中引发联想。自从屈原吟唱出“洞庭波兮木叶下”后，此后的读者再读到“木叶”这个词，就会联想到“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还能产生文化上的暗示：忠爱却见疑的遭遇、悲愁亦缠绵的矛盾情感。屈原之后的诗人们用“木叶”来表达“君臣相得”“慷慨报国”“羁旅思乡”“思妇怀人”等情感，都没有离开屈原《九歌》中的人生境遇和情感羁绊。



三、两篇文章的第三个“神对应”

《说“木叶”》中讨论的杜甫“落木”的学习与创造问题，正好对应《咬文嚼字》中的第三个观点：“联想意义也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欢喜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愈走就愈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朱先生把这种“安于套语滥调”的心理习惯称为“套板反应”。

怎样解决“套板反应”问题？朱先生在文中引用了韩愈的观点———“唯陈言之务去”。林先生在《说“木叶”》中也说：“古代诗人们在前人的创造中学习，又在自己的学习中创造，使得中国诗歌语言如此丰富多彩，这不过是其中的小小一例而已。”这“小小一例”说的是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中的“落木”。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中的“落木”，林先生认为是对《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学习与创造。其实，诗中的“木萧萧”，也能从《九歌·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中找到源头。林先生说杜甫“在前人的创造中学习，又在自己的学习中创造”。杜甫的“学习”，是他处于《登高》中那般凄苦的境地，仍然“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像屈原一样“思公子兮徒离忧”，仍对国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和不能割舍的忠爱缠绵。这种“学习”不仅是语言上的学习，还是文化上的继承，更是跨越千年的精神人格的共鸣。杜甫的“创造”，林先生说：“‘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这时的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纵然还在，但已是百病缠身、垂垂老矣，虽然忠爱缠绵的精神尚存，但是回天无力，绝望的悲愁已多了几分。可以说，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中的“落木”在寄寓诗人后半生无限凄凉的悲苦之外，还暗示着对糜烂不堪的国事的担忧；“落木”一词既学习了屈原的“忠爱缠绵”的情感，又“因地制宜”，“洗净了”“绵密之意”，创造性地融入了“回天无力”的绝望。朱先生的《咬文嚼字》和林先生的《说“木叶”》，同列于文艺评论和随笔单元，这也许是巧合。但是，这两篇课文可以完美地互相印证：《说“木叶”》是对《咬文嚼字》的补充说明，“木叶”一词的各种变体都是“咬文嚼字”的结果；《咬文嚼字》的观点在《说“木叶”》中得到检验，朱先生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剧本、史书创作，更是诗歌创作方面颠扑不破的道理；《说“木叶”》中反映出的语言现象，可以用《咬文嚼字》的观点进行解释，两文形成了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咬文嚼字》侧重于问题的广度，适用于广泛的文学阅读和写作；《说“木叶”》侧重于问题的深度，集中探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一类意象。侧重点虽有不同，但是两位先生“运用文字所应有的谨严精神”的治学态度，对“艺术的完美”的治学追求，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治学过程，都是殊途同归的。可见，两篇课文能互相印证不是课文编者偶然的巧合，而是学术大师治学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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