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重耳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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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重耳的年龄，其流亡之后的时间基本无争议，即于鲁僖公五年出亡，在狄十二年，适齐，居二年（《史记》）而齐桓公卒。据《春秋经》，齐桓公小白卒于鲁僖公十七年，是重耳适齐在鲁僖公十六年。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重耳自齐国卫、曹、宋、郑，均在鲁僖公二十三年，于鲁僖公二十四年入晋，即君位，是年即为晋文公元年。鲁僖公三十二年，即晋文公八年十有二月乙卯，重耳卒。在位八年。

然则其出亡时的年龄，诸史记载出入颇大：

《国语·晋语四》：“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 《左传·昭公十三年》：“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而有士五人„„” 《史记·晋世家》：“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献公十三年，重耳备蒲城守秦。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驪姬谗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蒲城。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趣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

“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

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谓史迁之说不若《左传》、《国语》足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采信其说。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信《史记》不信《左传》，杨注认为其考据实误，其根据是：“若如《史记》之说，重耳奔蒲，年四十三，而其年献公灭虢，致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为申生之姊，长于重耳至少数年，岂五十岁左右始嫁焉？”

杨注之所以采信阎说，谓秦穆夫人为申生之姊，申生为重耳之兄，若重耳出奔之年四十三，是年秦穆姬年已五十矣，不当以此年龄始嫁秦穆公为妻，且生育二子二女（鲁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后，《左传》载：“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然《左传》并无明载谓秦穆夫人为重耳之姊，唯一根据是庄公二十八年云：“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故韦昭以此注《国语》谓：“重耳、夷吾，申生异母弟也。”是注定重耳、夷吾为申生之弟，有望文生义之嫌。

《史记》云：“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则谓秦穆夫人为申生之妹，似比《左传》排序靠谱，若其长于申生，在鲁僖公五年，已逾二十，在彼时，可谓大龄矣。此且不论。齐姜，齐桓公女，以齐桓公此时在诸侯间的地位，实为春秋第一霸主，无论是武公妾献公烝之，还是献公为太子时之妻，其子必为太子，否则，齐桓公是不会答应的。并且，这也是晋献公亲近齐的一种表现。事实也是如此。子以母贵，申生为太子。重耳庶出，纵长，亦必列于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之后，不以时间先后为次，先述嫡，再记庶，《左传》记此，先书正娶，再述太子之母，后记庶出，符合叙事体例，并不因此而定重耳即晚出于申生。

更有一强力证据。杨注也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既采信阎说，对此无力解释，只能以存疑置之。然这个证据要比用秦穆夫人出嫁证重耳年龄要牢靠得多，用置之存疑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

《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入晋即位后，“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搂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

所谓叔隗、季隗，系重耳出亡奔狄后，“狄人伐廧咎如，获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史记》云：“以长女妻重耳，以


少女妻赵衰。”《左传》与《史记》狄女长幼互易。无论此狄女或长或少，未见与重耳曾生女。纵即生女，不能于流亡途中以妻赵衰而生原同、屏括、搂婴。更无论于齐时的齐姜及于秦时的诸嬴。于此可知，重耳妻赵衰，必在出亡之前。若其时年仅十七，何来妻赵衰之女，且能生三子哉？既于出亡前能有可以妻赵衰之女且已生三子，出亡前必在四十开外。

《左传》载重耳出守蒲城在鲁庄公二十八年，即晋献公十二年，《史记·晋世家》云，晋献公“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下文：“献公十三年，以骊姬故，重耳备蒲城守秦。”疑此计定于献公十二年，实际出守在十三年。若重耳出亡时年仅十七，按“重耳备蒲城守秦”在晋献公十三年，此时重耳年龄也不过七、八岁，夷吾则更小。杨注又为之弥缝：“所谓主、所谓居，未必亲自治理军民，不过使居守，另有师相辅焉。”此说似乎成立，其实不然。据史载，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守蒲、夷吾主二屈，乃驪姬为立奚齐所施之计，由献公二十一年事可知，重耳、夷吾此前并不日常居蒲或屈，或者至少是自由来往于国都之间，若其不亲自主政，又未远离，无论如何都不能达到目的。此事牵涉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另将著文论之。

以此，《国语•晋语四》：“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实际无据，或另有所指，非谓出亡时年十七也。《左传•昭公十三年》：“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而有士五人„„”，“有”，《说文》：“不宜有也。”段注：“谓本是不当有而有之称。引申遂为凡有之称。《春秋》书有者，皆有字之本义。”《史记》称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盖亦“有”之本义，称赞重耳德贤。《国语•晋语四》：“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从之，可谓贤矣”，是亦以此称颂重耳之贤。然而从“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却不能读出重耳之贤，似失其本旨。且《左传》、《史记》均为重耳有贤士五人，即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武子，独此作“卿材三人”，韋注以“狐偃咎犯、赵衰、贾佗”解之。若谓魏武子犨有晋文公伐曹时擅杀僖负羁之事几于招致被诛，则无论如何不能漏去先轸，何以称“卿材三人从之”？疑此坏简，即“晋公子生十七年而有卿材五人人从之” ，“有”坏其下，以上部作“亡”，“五”误为“三”。如此，则与各史载合。史迁所见为未坏之简，否则，《史记·晋世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而有重耳详细年龄记述。

综上所述，重耳出亡时年龄，还是应该取信司马迁《史记》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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