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考”、“皇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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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考”、“皇伯”之争

《离骚》开篇屈原自述身世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读高中那会儿，初学《离骚》，同学之间戏言，常以自称“朕”来说笑，故对这两句的印象尤为深刻。没想到多年后来自己当了老师，课堂上会频繁的讲到这两句中涉及的两个文化常识——“朕”和“皇考”。

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诂》说：“朕，身也。”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意为我。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建议“朕”为皇帝专有的第一人称代词。取“天下皆朕、皇权独尊”之义。自此“朕”在秦汉以后便被帝王据为己有了。

今日讲评周练试卷中的《明史·郑本公传》，整篇都是围绕着“皇考”、“皇伯”之争展开，在封建时代，因皇帝无嗣，而兄终弟及，亦或从皇室近枝当中则晚辈继承大统者，多涉及“皇考”、“皇伯”之争。在古代“皇考”并非只能做在位的皇帝对先皇的称呼，且在宋徽宗前其亦不只限于皇家。“皇”，美也，父死称考。用皇考只是比先考显得更为庄重而已。“考妣”及“椿萱”皆可指父母。然先皇无嗣，后继之人为帝在情感上必然倾向于生父，而礼仪上却要尊称先皇为“皇考”，称生父为“皇伯”。如此便有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正德皇帝驾崩，身后无嗣，以“兄终弟及”的原则立堂弟朱厚熜为嗣，即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明世宗即位后的第二年三月便“欲考兴献帝，立庙禁中。”嘉靖皇帝想要尊其生父兴献帝为皇考，在皇宫中建祠庙祭祀。于是郑本公偕同官力争，谓:“陛下潜邸之日则为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临御之日，则为孝宗之子，兴献帝之侄。可两言决也。至立庙大内，实为不经。”可想而知，郑本公此言一出必然触怒嘉靖皇帝，于是落得“系狱，廷杖还职”的结果，嘉靖朝因“大礼仪之争”首辅杨廷和被罢官削职为民，其他在左顺门跪谏哭谏的官员皆被廷杖，打死17人，打伤100多人。嘉靖皇帝终如愿了， 给自己从未做过皇帝的生父追封了帝号。

之前做文言文《宋史·李清臣传》言“治平二年，试秘阁，欧阳修曰：不置李清臣于第一，则谬矣。时大雨霖，灾异数见，论者归咎濮议”。“濮议之争”亦是“皇考”、“皇伯”之争。宋仁宗无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即位次年（治平二年），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司马光、贾黯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中书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英宗因立濮王园陵，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因“皇考”、“皇伯”之争惹出来的一系列的争执，以宋英宗的暂时胜利而结束。

于皇帝而言，国事即自己的家事；于臣子而言，帝王之


家事乃国事。君臣之争表面上胜利的必然是君王，臣子或死或贬，然而皇帝却因此而失去了人心，恶化了君臣关系。在“皇考”、“皇伯”之争中是永远没有赢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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