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多重含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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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多重含蕴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首优秀的叙事诗，该诗与另一首叙事诗《琵琶行》在他活着的时候就

广泛流传，以至“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①这两首诗被时人号为“千字律诗”，“元和曲”，后人对其精美绝伦的艺术技巧称赞不已，并为之倾倒，尤其是《长恨歌》。“然而对这首长诗的主题之争已经超过一千年了，到现在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都各自提出他们的独到见解，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形成了两次高潮，共发表论文近200篇”①

一、关于《长恨歌》的主题之争综述

对于《长恨歌》的主题，一直是学术界争鸣的一个问题，众说纷纭，至尽尚无定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见解；有讽喻说，

爱情说，双重主题说，双峰主题说，主题转移说，同情说，惋惜说，讽刺说，感慨说，带讽喻的同情说，带同情的讽喻说，忠告说，自伤说，人生感叹说，女冠说，逃日说，反腐说，等等，但归纳起来，讽喻说，爱情说，双重主题说乃是近20年的争论焦点。

二、三种主题说的认识 <一〉爱情说

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的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

颂了他们的爱情的纯真性。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首先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这在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具有进步性；郑秀萍在《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中也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暇的爱情；林杰浩在其作《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争论》中认为，诗歌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遇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因此，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既要看到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倾诉了对他们爱情上不幸故事的深刻同情，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于中唐战乱的人民对美好爱情的理解和渴求。

从持爱情说的研究者的观点来看，他们能够把历史与文学，历史原型与文学形象加以区分。从诗歌本身出发，对«长恨歌

»的主题作出比较合理的阐释．并且，把李杨前期的爱情说成是对爱情的误解，把李杨的爱情与人民的爱情加以简单类比也没有看到李杨爱情的特殊性．

<二>讽喻说

持讽喻说者认为，《长恨歌》并不是对李杨爱情的歌颂与肯定，而是对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道德的腐败堕落的无

情揭露和批判如潭丕模指出«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的生活；百枫则认为此诗意在展现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杨发思在《＜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它》中指出《长恨歌》前后两部分的思想是一致的,前半部分讽喻意义甚明,后部分关于李杨爱情悲剧情节的渲染,对玄宗晚年悲凉处境的生动描绘，以加深其讽喻意义；王拾遗的《他生出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的主题》认为陈传中的“惩尤物，室乱阶，垂于将来也”这个观点，也就是《长恨歌》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李杨之间不过是男贪女色，女图男势，根本谈不到爱情。不能因为作品以多半篇幅描写了所谓的李杨爱情，就误认为诗人是同情李杨爱情的，这是忠于民间传说的情节使然。

从持讽喻说的研究者观点来看，他们最明显的错误就在于把历史与文学，历史原型与文学形象混合，紧紧抓住历史事实

不放，而置诗歌之外的因素的研究，这是对《长恨歌》主题思想的误读，是读李杨感人至深的坚贞专一的爱情的视而不见。

<三>双重主题说

持双重主题说者认为，《长恨歌》的主题不是单一的，既揭批判统治阶级的荒淫堕落，也歌颂李杨爱情的坚贞专一。王

运熙在《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中认为，此诗在思想内容上。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诗中所写的两个方面，更为偏重的是对李杨两人悲剧遭遇的同情；詹瑛在《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观点认识<长恨歌>》中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看法，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部分的的讽刺保持着一定的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从持双重主题说的研究者的观点来看，他们最大的不足是采取中庸的态度，囿于折中的思维模式；放弃对爱情的真正内

涵以及爱情与讽刺的矛盾关系的追问与合理解释，使得他们的观点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服力。

三、结合作者说主题 〈一〉作者当时的创作思想

讽喻说认为，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正是新中进士，政治生涯刚刚开始之际，心中正充满大展宏图的政治激情，又

受儒家传统诗歌的熏陶，刚写完反映他政治文化思想体系的《策林》和一些讽喻，针砭时弊的新乐府，因而写于同一时期的《长恨歌》正是在这同一思想指导下的创作。80年代初王景霓在《长恨歌主题试论》一文中就提出，白居易写《长恨歌》具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和批判现实倾向；原璞在《端正学风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评<长恨歌>的恨在哪里》一文中指出，白居易的政治主张与文学主张应是一致的；刘西建的《<长恨歌>主题思想新探》一文则补充说明了白居易政治社会和思想的一致性，较为全面；赵作鹏《<长恨歌>主题浅议》一文认为白居易是用诗歌的形式反映政治弊端；__恩洪《<长恨歌>主题的商榷》、张中宇《<长恨歌>主题争论若干问题之我见》、娄瑞怀<长恨歌>主题二重说辨疑》等文都论及这一问题。

爱情说则认为，白居易固然有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但他的创作并不全部都是这一诗论的实践。顾竺《<长恨歌>主题之

浅见》就申明这种观点，钟来因在《<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一文中更进一步说明：作为新进士，白居易不可能避免当时士大夫和文人纵情声色之流俗，《长恨歌》正是他这一方面思想的反映。

爱情说还提到白居易写作《长恨歌》前的感情生活，当时，他因种种原因与初恋情人湘灵分手，又正处在与杨氏联姻之

前。这些思想的狂澜自然也融入到《长恨歌》的写作之中。钟来因在他的文章中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丁毅《关于<长恨歌 >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也再次论述了这一观点并指出，白居易早年的恋爱经历对他的创作有重要作用，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钱华《<长恨歌>、<长生殿>新绎》则将之放在封建婚姻史观的广阔背景之中，认为不但作者本人在创作中表现了自己对爱情的追求，无数的欣赏者也阅读中也融注了自己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赞美等情感体验。

〈二〉创作的时代背景

讽喻说认为，《长恨歌》创作时，距安史之乱已50年，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凋敝，因此，反思造成安史之乱的原因，总

结历史的政治的经验教训，希望中兴唐王朝，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长恨歌》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告戒统治者，并以白居易本人的诗如《李夫人》、《古冢狐》等为证，80年代早期的一些论者，如王景霓、李宗为、原璞、刘西建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到这个问题，但也都未展开论述。赵作鹏认为白居易从个人的政治生涯起伏中，看到帝王昏愤是造成国家政治衰败、生灵涂炭的真正原因，并用诗歌的形式委婉揭露，娄瑞怀联系陈鸿的《长恨歌传》，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李杨之事的看法，欣然开始提到白居易等年轻一代血气方刚的新官僚和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开明人士正视现实，思考唐王朝兴衰的原因。荆玉民则明确提出，反思历史是当时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

爱情说则认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距安史之乱已经50年，人们在战乱中怀念以李杨为代表的太平盛世；激愤情

绪开始平息，对李杨的态度由痛恨转为同情，以当时的民间传说和许多诗人对杨贵妃哀伤惋惜之诗为证。马茂元、王松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中就论及《长恨歌》创作之前的战乱频仍和人们对开元盛世的想望，以及诗中表现出对李杨的同情，顾竺是从读者欣赏接受的角度来谈的，他认为白居易借人们感兴趣的帝妃风流韵事为题材，以传统艺术手法来唤起人们的同情，丁毅也论及这一观点。

四、总结与分析主题具有多重含蕴

《长恨歌》的题材取自于历史人物的爱情故事，这也许是导致其主题具有多重含蕴的原因之一。白居易在《长恨歌》中

写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男女主角在历史上确有此人，并且还不是普通人，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唐明皇和他的爱妃杨玉环，人们对他们之间的爱情更是耳熟能详，这就给白居易的创作带来了困扰，创作时是否要忠于历史，白居易不是史官而是诗人，他不想把诗写成历史，白居易不是这样的，可历史偏偏又抹不去，而创作的第一准则是真，因为具有真实性的品格，其作品才能使读者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读者才能为之所吸引所感动，从而获得思想上的教益和精神上的享受，于是他很矛盾，与是《长恨歌》的主题变得复杂了，是在写历史，可又并不完全在写历史。有些人便认为白居易很失败，其实不然，白居易在题材的处理上恰恰把握住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区别。艺术与历史是两回事，它们各自要求的真实性也具有自己的特点。鲁迅说过：“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艺术真实是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的认识和感悟，并表现在假定情景之中，它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历史人物的复制，而是通过作家的创作劳动实现的，正如席勒所说：“它有权利甚至于可以说它有责任使历史的真实性屈从于诗艺的规则，按照自己的需要，加工得到素材。但是艺术的真实性从审美的角度看，首先还不能脱离真，有了真美才能表现出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艺术总是与发掘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必须承认能够从某些方面


反映客观真理。白居易没有完全抛开历史，但也没有一板一眼地按照历史进行创作，他对势力稍作变通，比如说历史上杨玉环是玄宗的儿媳妇，并不是从“深闺”中选出来的，可白居易却写成“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③而对那些无法变通的历史，白居易则采用了刻意回避的态度。比如说对安使之乱的描述只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④，回避了其起因。用“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⑤，将李杨的爱情破灭归结为将士的哗变，避开了玄宗下诏赐死杨玉环的真实历史。当然，白居易的创作基本上还是忠于历史的，比如说说到悲剧发生的原因，他还是清醒地看到并写出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姐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⑥，从总体上看，这首《长恨歌》“正是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可有些人总是因为从中看的袄了某些历史事实，认定《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其主题非讽喻莫属”。这些人忽略了《长恨歌》不是史书，而是一首具有多重含蕴的诗。我们是否应该暂且不要把目光聚焦在历史与政治上，而是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来欣赏，从多方面发掘它的主题，这样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其主题的多重含蕴。

从李杨的爱情故事从人间顺延到了天上，情绪上表现为：“遗恨，恨不能想见，恨不能重逢”。整首《长恨歌》经历了：“欢

乐、悲哀、相思、遗恨”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内容复杂，游走于历史、政治之间，而且作者的感情也是多变、矛盾的。那读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各怀心事去读《长恨歌》，于是体会领悟到的当然会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长恨歌》主题的多重含蕴，写历史、写政治、写爱情、还是写别的什么？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溶进了自己的感情体验，留下了心灵的烙印，这是造成主题具有多重含蕴的又一原因。英国诗人

华兹华斯说过：“所有的好诗，都是从强烈的感情中自然地溢出来的”。《长恨歌》也不例外，白居易如果是个无情之人，或者说他没有过爱情经历，又如何能把爱情写得这般凄美、动人心魄呢？在《长恨歌》中，白居易已不再是单纯地写李杨爱情，甚至也不再是写自己对李杨爱情的态度，而是将自己写了进去，成为了这场爱情悲剧的阴性主人公，另外一个抒情角色。读《长恨歌》我们可以发觉有两个抒情主人公，一个是玄宗，一个是诗人。这样就造成了抒情内涵的双重性；玄宗的抒情是外抒情层；作者的情感表现是内抒情层。这两方面时而重合，时而相背，因此，产生出多重含蕴，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定的迷惑。也许恰恰因为它主题的多重含蕴而让那么多人感兴趣，爱也罢，恨也罢，如斯芬克斯之谜般缠绕在人心里，久久无法挥去。

有些人总是试图对《长恨歌》做简单化的处理，一味追求一个确定而又单一的主题解释，结果适得其反，问题不但没有

解决，反而更加复杂了。不同的解释都可以在《长恨歌》中到到印证，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各家对作品中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而显多余的部分却又找不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不免有人强词夺理，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只要正视其主题的多重含蕴，那各家的理论非但不会发生冲突，反而可以相互补充，相处融洽，“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一千个读者就可以有一千首《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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