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地变济苍生

【#文档大全网# 导语】以下是®文档大全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天灾地变济苍生》，欢迎阅读！

天灾地变济苍生

作者：景志刚

来源：《资源导刊》 2018年第9期



正如儿女不能选择生己养己的父母，人们同样不能选择繁衍生息的土地。大地就像一位喜怒无常的神祇，带给我们的不仅有风调雨顺的璀璨文明，也有山崩地裂的灾难记忆。

从上古传说中的旷世洪水，到世纪之初的汶川地震，天灾地灾从未断绝，考验着人类历史的韧性。而对灾害的预防、治理和赈济，也成为历代治乱兴衰的焦点和治国理政的关键。

天灾地变：大地的愤怒

自人类文明的曙光映射在东方大陆，对天灾地变的恐惧便深深烙印在华夏先人的头脑中。无论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还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积芦灰以止淫水”，抑或“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无不寄托了人们战胜灾害、守护家园的梦想。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构成复杂，气候差异悬殊，既造就了多姿多彩的壮丽山河，也带来了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据有关统计，从商汤十八年（公元前1766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之间的3703年里，水患、旱灾、虫害、冰雹、风灾、地震、疫病等各类灾害多达5285次，平均每年1.5次，从东到西、由南至北，概莫能外。不仅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也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祸害，因灾致贫、因灾起乱乃至因灾灭国屡见不鲜。

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人们难以抗拒也无法解释，只能将其简单归因于上苍的惩罚，认为是天人感应的结果。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关中地区发生大地震，大夫伯阳父分析：“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西汉大儒董仲舒也曾系统论述过天地、国家与灾害的关系：“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东汉学者班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天谴论的观点尽管并不科学，但其警醒世人、引导统治者积德向善的功用仍值得称道。自汉宣帝本始四年的地震开始直至清末，每逢重大地灾出现，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必下诏书自责，检讨自己品行有亏、治国无方、惠民不力的过失，征求贤臣名士的意见，采取赈济灾民的措施。

地动山摇：地龙之翻身

“天龙吐雾，地龙翻身；蛟龙嬉，黄龙蜕”，是古代民间描述天灾、地震、水患、旱灾四大自然灾害的神话想象。这被形容为“地龙翻身”的地震，至今仍是人们既难以提前预知、又无法有效抵御的重大灾害。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早在西周时期，《诗经》中便已有地震灾害的记载。地壳运动造成高岸变深谷、深谷成丘陵的剧烈变化，给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巨大的震撼。唐代诗人杜牧在《李甘诗》中写道：“烈风驾地震，狞雷驱猛雨。夜于正殿阶，拔去千年树”，形象地描绘了地震来临之际的极端天气。而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更是亲历了康熙七年（1668年）的山东郯城大地震：“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




大地是承载万物的根基。与其他灾害相比，地面的震动无疑更加令人恐惧和无助。如何预测地震，成为人们不懈求解的难题之一。千百年来，以天象预测地震者有之——“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以地声预测地震者有之——“闻州西北地下殷殷有声，俄而地震”；以动物预测地震者亦有之——“鼠聚朝廷市衢中而鸣，地方屠裂”“牛马仰

首，鸡犬声乱，即震验也”。但直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这道难题依然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尽管无法提前预知，但测量地震状况的技术早已在古人的手中出现。东汉阳嘉元年（132年），太史令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准确测知了距都城洛阳数千里外发生的陇西地震，成为世界上第一台测量地震的仪器，而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早通过仪器实时测报地震的国家。

山崩地裂：石土皆成灾

尽管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出现较晚，而古人也并不明白地质灾害形成的机理，但山崩、地裂、地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记载却很早已见载于史籍，成为数千年来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灾难。

山崩地裂。即使不把神话中的“共工怒触不周山”算在内，此类灾害的记载也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史载“黄帝轩辕氏一百年，地裂，帝陡”“帝舜之时……地坼及泉”“夏帝桀三十年瞿山崩，三十一年末社坼裂”“商帝辛四十三年峣山崩”……特别是唐贞元四年（788年），德宗皇帝李适在含元殿早朝时，“殿阶及栏槛三十余间，无故自坏，甲士死者十余人”，据后世推测也是地裂带来的恶果。

泥石成流。在泥石流的现代概念提出之前，北方民间一些地方常称其为“龙扒”“水鼓”，江南一带多称之“走蛟”“蛟水”等，而史籍则大多记作“蛟”或“山洪”。泥石流灾害通常发生在山区，且一般伴随暴雨而出现，“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随流而下”“庐山有声隆隆鸣三日夜，又骤风震电，晦明日大雨如注，平地水高丈余，蛟出无算，石崩数十处”……类似记载不时见于历代史籍或方志。

山移川竭。古人笔下记载的“石行”或“山移”，相当于现在的山体滑坡，武则天时期就曾有垂拱二年（686年）新丰（今临潼）“有山涌出”、永昌元年（689年）华山“东移数百步”的记录。而地震引发的河道坍塌和堵塞则更为常见，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的关中大地震，造成泾水、渭水、洛水三大河道堵塞。8年之后，犬戎攻入镐京，西周灭亡，“山崩、川竭，亡国之征”的政治预言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

救灾恤患：地灾与赈济

与旱涝灾害的持续性、周期性相比，地震及其他地质灾害更具有突发性，更难以预测和提防，而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最典型的莫过于发生在明嘉靖三十四年腊月十二（1556年1月23日）午夜的华州大地震，撼动陕、甘、宁、晋、豫等地百余县，大批楼宇、官署、书院、寺庙和民房沦为废墟，山崩、滑坡、地裂、地陷等次生灾害相继发生，“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奇……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创下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震灾死亡人数之最。

自古以来，赈灾便是历代朝廷和官府的重要职责。从逐级报告灾情，到统计受灾范围和受灾人口，再到派出官员赈灾，形成一套响应及时、环环相扣的救灾体系。常见的赈灾措施，除了发放钱粮，还要减免受灾地区的徭役和赋税，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休养生息。明清时期，朝廷鼓励官绅富户“捐银”，为灾区出钱出力。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地震，天津商人“雇人掘被压者，所活数十百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山西临汾地震，“阖省大小各官，捐银与在城贫民盖房”。




时至今日，地震以及形形色色的地质灾害，依然是高悬在中华大地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7万人死亡、37万人受伤、1.7万人失踪，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涉及范围最广、救援难度最大的震灾纪录。2010年的“8·7”舟曲特大泥石流，长约5000米、宽约300米的流经区域被夷为平地，1500余人遇难、近300人失踪。世人眼中这片一向沉稳厚重的土地，仍不时展现着它冷酷无情的另一面，给予我们以警醒和反思。

“殷忧启圣明，多难固邦国。”多灾多患的神州大地，演绎着沧海桑田的世事变迁；历尽劫难的华夏儿女，磨砺出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让我们珍惜这颗文明的火种，用信心、勇气和力量，在浴火重生的土地上再建辉煌！（作者单位：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ba9c65ea57270722192e453610661ed9ac5155c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