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娱乐至死》中浅谈公众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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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娱乐至死》中浅谈公众话语

作者：肖梦欣

来源：《速读·上旬》2018年第10期

摘 要：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以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两个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媒介的娱乐化，主要对象为电视媒介，并提出了“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的言论。时至今日，作者的一些言论对分析社会现象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到的公众话语的问题。 关键词：公众；话语权；《娱乐至死》 一、公众话语权：话语内容与结构的转变

《娱乐至死》简单地分析和批判了媒介如何影响大众的话语内容、话语结构和话语方式。电视本身具有视觉冲击、营造断续语境以及凸显艺术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其必须舍弃思想，以来满足人们的视觉快感。这种对于视觉的过度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公众话语内容和话语结构的转变。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公众的话语转变。 1.形象政治对公众政治话语的破坏

政治话语，即公众对于政治发表自身观点，参与政治活动。电视媒介通过广告来处理政治，即将政治人物包装成明星，即作者提到的“形象政治”。在政治领域，公众对政治家才干和驾驭能力的关注已经被形象所取代，政治家们也时常采用电视广告的形式来“推销”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说，娱乐在剥夺了一些人的权力的同时，还使人学会了以貌取人。这种对形象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毁灭”了公众的政治话语。国家给予公众政治表达的权利，公众有参与政治事务和表达政治的权利，也有监督政府或官员行为的权利，这种“形象政治”不足以满意公众的政治话语，破坏了话语的结构与内容。

形象政治既保留了为个人利益投票的传统，又改变了“个人利益”的含义。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必须摒弃某些真实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相同的目的也必须舍弃某些真实的政治内容。”对于真实政治内容的摒弃属于公众对政治话语放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真实性是我们关注一切事物的基础，当我们开始舍弃真实而一味的追求形象时，我们也在放弃自身的话语权力。

由于电视媒介的传播特点，电视的娱乐性和对形象政治的强调改变了公众的政治话语。政治娱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竞选逐渐采用电视广告的形式，有的利用漫画使自己的形象在人们眼中更有亲和力，还有的运用类似广告的视觉手段在电视上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经验丰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参加竞选的人都要聘请形象顾问和形象设计师为自己设计一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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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深入人心的形象；二是电视让政治人物成为娱乐世界的一分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政界人物开始涌向电视，有为产品作广告的、有参加电视节目的、有主持电视节目的，甚至还有出演电视剧、电影角色的。三是政治利用电视的娱乐性愚弄公众。既然电视能让大家高兴，那就让人们使劲地高兴吧。因为这种高兴政治人物很愿意，它可以让人们放弃思考，减少敌对的力量。

2.公众话语内容的削减

公众的话语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需要通过教育和社会经历等来形成自身的话语。而教育娱乐化的转向，也削减了公众话语的内容。教育被电视媒介的传达方式所改变，主要表现在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电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为“什么是知识”和“怎样获得知识”重新进行了定义。

波兹曼认为电视的三条戒律形成了电视的教育观念：一是，没有前提条件。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利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二是，不能令人困惑：在电视教学中，让观众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因此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三是，要无时无刻的避开阐述：这种重新定位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教室的传统功能的日益衰退，而且还体现在教室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为目的的地方。 二、娱乐对当代我国公众话语的影响

不同的话语往往代表不同的社会身份、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等等，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和可能带来的附加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不同话语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现实生活产生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已经和媒介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全面联系，媒介活动的存在几乎成了人们感知外部世界的先决条件，没有人能够彻底摆脱媒介的影响。同时，我们谈论的话题、思考的问题、关心的事物无不在媒介的视线之内，媒介对公众话语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中国当代公众话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娱乐文化对它的影响以及这其中暗藏的媒体话语霸权。

娱乐文化兴起后，公众话语开始侵入私人话语空间，公众和私人两者的边界日渐模糊。只要人们有消费公众话题的需求，公众话题就会在经过大众化的包装制作以后，以一种文化消费品的面目推出。同样，只要大众有消费隐私的欲望，隐私也会在经过大众化的包装制作之后，以一种文化消费品的方式出现；精英话语开始削减，公众话语权逐渐加大。它表明媒体话语不仅由精英转向公众，更由一般公众话语转向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如内地电视台相继推出的综艺真人秀，《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等，朝着“草根”积极转型转型，充分体现了公众话语的转变。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互动娱乐节目的开辟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意识，使公众话语出现在媒体上成为可能；媒体摆脱了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多地以第三方的态度，对社会事件的信息加以客观、公正和即时的传递。新闻开始注重微观性，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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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在尊重公众话语自由度的前提下，向通俗化、娱乐化和生活化等柔性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汪振军.电视娱乐化的陷阱——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J].新闻爱好者，2013（09）.

[3]朱珊.娱乐文化及其对当代中国公众话语的影响[J].东南大学学报，2006（11）. 作者简介

肖梦欣（1990.10—），女，汉族，重庆，助教，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传播史及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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