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老舍小说中的国民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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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老舍小说中的国民性比较

【摘 要】 对国民性的关注首推鲁迅和老舍，但由于二人背景、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差异，在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分析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以及对国民精神的构建方面，虽然有相同点，但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文化是一个国家国民性格的表征，鲁迅和老舍都受到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解读鲁迅和老舍小说中对国民性格的批判和塑造，意在揭示文化与国民性的内在联系，为进一步改造国民性提供依据。 【关键词】 国民性 传统文化 民族文化 地域文化 民族精神

“五四”以来，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最有影响的当推鲁迅，老舍与鲁迅都是爱国主义者，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使他们都强调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鲁迅的小说创作与“改造国民性”思想紧密相连，“说道‘为什么’做小说”鲁迅回答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老舍曾说过：“象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即使在文字和思想上不便去模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启示与灵感。”这说明老舍对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方面是有所继承的。对二人国民性的对比研究，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将老舍的《猫城记》与鲁迅的《阿Q正传》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表现了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国民性，或者说“《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典型的社会人物，而《猫城记》却是在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

何为“国民性”？即国民性格之谓。国民性本来是个中性的词，但在鲁迅那就是指国民劣根性。老舍继承了鲁迅，他同样批判“国民劣根性”但他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不仅在于批判国民性，更在于塑造国民性。 １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鲁迅和老舍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批判的对象不同。鲁迅的小说主要以农村为背景，剖析了旧中国国民性中的怯弱、迷信、奴性。老舍则以城市为背景，通过对市民的描写、丰富和扩大了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的内涵。

1.1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一生都在毫不妥协地进行着国民性改造。《呐喊》与《彷徨》中“不幸的人们”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受压迫和奴役而不自觉的农民。《狂人日记》批判了一部分农民的不觉悟，《孔乙己》批判了那些酒客们的冷漠和麻木，《长明灯》批判了人们的迷信以及盲目维护封建正统的思想。还有小说《祝福》中谴责了杀害祥林嫂的真正元凶。第二类是麻木不仁的下层市民，《药》中的华老栓就是下层市民麻木愚昧的代表。在小说《示众》中聚众围观犯人游街和《药》中人们围观斩杀犯人的麻木愚昧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国人灵魂中。第三类是妥协的知识分子。孔乙己和陈士成表现了中毒至深的封建知识分子的自欺和腐朽，吕纬甫和魏连殳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颓废沉沦。

1.2 老舍对国民性的批判。老舍生长在京城下层市民家庭，因此他的一生都关注着下层人民。作为旗人后代，强烈的民族感情迫使老舍把“改造国民性”问题看作是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重任。他在《二马》中展示了我们民族在精神上的消极现象，如老马的懒散挥霍、奴颜婢膝、中庸迷信。在《猫城记》中，也讽刺了落后的中国人精神上的弱点，如自私、贪财、世故、好面子等。革命志士大鹰为国捐躯，而猫城的市民只知道“看头”，他们的麻木令人心寒。 ２ 国民劣根性的根源

2.1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国民劣根性。鲁迅和老舍都看到了封建文化和传统儒家文化给国民心理上、性格上所带来的重负。鲁迅看到默守中国封建礼教的普通百姓，在封建思想的统治下只想要安安稳稳的做奴隶，《风波》中的七斤、七斤嫂怨恨革命党搅乱了他们的奴隶生活。还有阿Q对革命党的“深恶而痛绝之”等等。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揭露了封建


社会礼教的“吃人”本质。《孔乙己》和《白光》写了封建知识分子孔乙己和陈士成在封建传统思想的教育下的中毒之深。《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始于激进改革，终于颓废沉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老舍侧重于文化的角度关照国民劣根性的病源，提出了造成中华民族贫弱卑微国民性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科技落后和经济停滞，更重要的是在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老张的哲学》中，老张的哲学就是市侩哲学和奴性意识，这个守财奴见着洋人腿发软，说话效仿洋腔，在国人面前却如狼似虎。《二马》中的老马毫无民族自尊心，对于英国人有一种谄媚的讨好心理，以至为十五磅的酬金去做侮辱中国人人格的事。

2.2 不同的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国民劣根性。地域文化是以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为标志的特色文化，地域文化造成了独特的地方民众的思维、审美的不同。文化的地域性必然影响到作家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

具有越文化传统的绍兴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鲁迅就诞生在民俗气氛浓重的绍兴，他能够广泛地接触绍兴城乡的风土人情以及精神文化。因为鲁迅的小说中蕴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而使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创作主旨更能打动人心。他将浙东风俗恰到好处地置于作品中，展示了一个冷漠的乡土社会和乡民们麻木愚昧的心态，小说《药》中的茶馆老板华老栓为给儿子治病去买人血馒头。《祝福》中的祥林嫂经历了悲苦的遭遇，因为她觉得自己有罪却到庙里捐门槛，祝福之夜不让她参与更加深了她的精神负担，这种冷漠在地方风俗的渲染下更为震撼人心。

作为一个生长在京城的满族文化人，在老舍身上熔铸了对民风民俗的体察，以及对文化积习影响下的国民性的挖掘。《二马》中的英国人“食”是为了生存，而老舍笔下的“北平人”似乎生存就是为了“食”，《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在北平沦陷之际仍不忘自己的“寿席”，老舍认为这种“食”文化表现了国民劣根性的怯懦。北平文化中“礼”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因子，祁老人习惯于压抑自己“宁可吃亏，而决不带着怒气应付任何事”，人们在亡国之际仍主张“事都得忍，忍住了气，老天爷才会保护”，北平人的“温良恭俭让”剥夺了他们的反抗本能，中庸之道模糊了正确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生命意志的张扬。 ３ 构建民族精神即理想的国民性

鲁迅曾经认真地思考过这三个问题：①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②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③它的病根何在？可见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是包含国民劣根性改造与理想的国民性的构建两方面内容的。

3.1 对西方文化的借鉴。上个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冲击着中国思想文化阵营，鲁迅自觉地选择西方文化中“人”的观念，希望这能够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观念的不足。在他的小说中，也塑造了理想的人格：狂人、夏瑜、疯子，都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猛士。

老舍在英国的生活使他目睹了英吉利民族的务实、守秩序和爱国，对于《二马》，老舍说：“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二马》中的老马是旧派市民的典型代表。迷信、不能接受新事物、只会讲面子；而英吉利民族则好学勤奋、独立务实、科学爱国，小说试图通过中英两国国民性的差异探索民族的出路。于是，老舍产生了其“理想人格”的想法，那就是中英优秀国民性的融合，《二马》中就有以实干精神为特征的李子荣。

3.2 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鲁迅出生于绍兴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既看到封建思想禁锢毒害下的国民病态精神，也看到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的优秀的民族精神。阿Q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但作者仍然表现了他勤劳质朴的本色，还有少年闰土的聪颖、机智，祥林嫂等农民的坚毅、勤劳。


老舍出生在一个旗人家庭，属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老舍恋旧，但恋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勤恳、耿直、爽快、侠义、嫉恶如仇和爱憎分明，如：《老张的哲学》中有侠义之气的车夫赵四；《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以刺杀军阀的舍生取义行为唤醒了一帮青年学生；《离婚》中丁二爷为“报恩”而杀死小赵快意恩仇；还有《黑白李》中白李组织洋车夫暴动的有革命色彩的行为，都不同程度的带有“侠义”精神的特征。

3.3 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中的国民精神。民族文化是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民族特点的文化。鲁迅深受其越民族文化的影响，老舍更是直接继承了满族文化的精髓。鲁迅在越族文化的熏陶下，汲取了其中坚毅，反抗压迫，视死如归，报仇雪耻的文化精神，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正是基于越文化中这种“剑文化”的精神底蕴。鲁迅的《铸剑》中宴之敖的敢于反抗，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反映了越人坚韧勇敢的精神，这正是鲁迅所具有的反抗性的文化因子在其作品中的表现。

老舍所在的北京城朴素保守，老成稳重，老舍不仅看到这种过熟的文化影响下的国民的麻木，奴性，市侩，玩物丧志。也看到北京特有的地域文化包含着满族文化的善良，正直的民族精神。老舍出身于满族正红旗的旗人家庭，为国捐躯的父亲给了老舍报国爱国，家国同构的信仰，而母亲教给老舍要自强自尊，宽容乐观，把一种带有明显满族特征的文化性格传给了老舍。《正红旗下》中的福海“到处受欢迎”是因为最懂礼。《四世同堂》中的诗人钱默吟战前“闭门吟酒栽花”，但儿子的牺牲与自己的被捕使他成了另外一个人，表现出了民族的骨气。《正红旗下》的十成，习武造反仇恨洋鬼子汉奸，在老舍看来，为民族解放战争所唤起的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的民族精神成为了建设新民族、新国家的精神力量。 ４ 结语

综上所述，鲁迅与老舍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国民精神的构建是基于对文化的剖析和选择的，他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对人产生的巨大影响，鲁迅和老舍虽属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二人却不约而同地对中华民族的存亡兴衰给予了终生的关注。同时，对国民性的关注也提醒着现代人，应该警惕前人曾经予以批判的劣根性在当今社会的遗留，必须引起渴望“和谐社会”的人们的反思。 参考文献

１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12 ２ 老舍.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306～310 ３ 王淑明.猫城记[J].现代，19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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