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典爱情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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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典爱情诗词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源头，其中的爱情诗篇所涉及的内容已经十分广泛，所运用的赋比兴手法也已十分姻熟。这些对后代诗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内容上，流浪者思念妻子、年轻男女坠入爱河、婚姻破裂、女性被遗弃等，都有真实而精彩的描写，诗中活跃的各种男女形象也十分鲜活生动。《诗经》中爱情诗的代表作有“关维”、“侍君”、“流氓”。

“关关唯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这”这四句诗的意义非同凡响，它第一次在诗歌中描写了“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从比翼双飞的乌儿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人间的男女婚配，这显然源于人的生命本能的天性――因此它只是生理性的联想，这里还无爱情可言。但“窈窕淑女”这一句对女性体态风度的赞叹和爱慕，却是男子对女子“审美”的结果。原始的情欲的冲动升华为物质精神合一的爱情活动。这首诗沤歌了爱情的美，艺术地再现和提高了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之具有了审美价值。《君子于役》是写思妇思念征夫的。“鸡栖于树，日之夕矣，羊牛下。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寥寥几笔描绘出一幅日落黄昏牛羊归来的牧歌式的场景，又借以传达了夫妻生活中最隐秘的心理体验。所谓“天人共感”的效应，所谓“生命本体的躁动”，竟然表达得如此朴素、朦胧而又富有诗情画意。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关维、侍臣、流氓是爱情诗成就的集中体现。在内容上，男女相爱，夫妻相思，女人被遗弃，这涵盖了爱情诗的所有主题。傅笔兴的手法和诗中情景交融的意境孕育了后世中国诗人，对形成中国诗歌独特风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汉末到南朝的爱情诗越来越注重比兴手法的运用而不大喜欢“直陈其事”了，他们特别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尤其是女性）体态服饰的刻划，使用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的手法，这既与当时社会风气日渐侈靡、审美趣味日渐细腻有关，也与南方的地域文化有关。这种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改变最终导致了这个时代爱情诗风格的变化汉魏六朝爱情民歌的一个现象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总是非常不一样，其实南北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唐代主要的诗人几乎都是北方人，而宋代的词人，除了辛弃疾，除了李清照，是山东济南人，还有贺铸是河南人，其它的都是南方人，文化已经南迁了，所以宋词的婉转、巧丽、细腻、婉约，跟南方的文化是大有关系的。

事实上，这一趋势早在《诗经》就已经存在。《诗经》的风格与《楚辞》不同，南北文化也有很大差异。汉魏六朝时期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北方人非常友好

地粗犷、热烈，表达什么都是纯朴、直剌剌的；南方的民歌，则是用一些手法，写得非常婉转，比如说藕丝，「丝」跟「思念」的「思」是相通的，「莲花」的「莲」跟「爱恋」的「恋」是相通的，其实古代「爱恋」的「恋」就是「爱」的意思。

汉魏六朝的诗歌易于用丰富多彩的语言饶有兴致地谈论爱情的孤独和压抑，特别注重修辞的复杂性和音律的和谐，尤其是欣赏女性的容貌之美。因此，与《诗经》朴素、苍劲


的美相比，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浮华、淡薄、含蓄的特点。这实际上是受屈原的影响，最终走上了齐梁宫体诗飘逸乃至淫秽之路。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爱情诗的成就自然也十分注目。陈子昂与初唐四杰标榜汉魏风骨，反对华靡浮艳诗风，诗坛开始出现真正的唐代气象。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正是把爱情诗从宫廷乐户带向市井民间的代表作品。在张若虚笔下，爱情意识与更为深广的字宙意识融为一体。他尽情讴歌了宇宙自然的壮美和生命青春的短暂，从而突出显示了人间真挚爱情的弥足珍贵。因而爱情诗歌终于摆脱了痴男怨女只会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气”而具有了“大家风范”。它预示了盛唐气象的到来。与其它题材的诗歌相比，盛唐爱情诗似乎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盛唐仍不乏优秀的爱情诗篇。赠内诗、宫怨诗、离妇诗、产生于安史之乱中的弃妇诗和别离相思诗（以杜甫为代表）都是盛唐诗人的薪的开拓。但是爱情诗的创作高潮只是到了中晚唐才出现，这似乎是南朝历史的重复――每当衰世，爱情意识便“大为泛滥”，爱情作品便大放光彩。

这首爱情诗的“辉煌”始于白居易。《长恨歌》如此神奇地表达了爱情的美丽和力量，以至于诗人本人和他的读者几乎忘记了爱情纠葛的不好的一面。袁真的“悼亡诗”表达了他对妻子难忘的爱和记忆。刘禹锡的仿民歌诗描绘了巴山、蜀国男女的朴素情怀，而杜牧的情色诗则表达了他“为妓院败坏名声”的罪恶心理，各有特点。李商隐的《无题》诗把爱的歌唱推向了高潮。 李商隐＜无题＞

见面很难，离开也很难。东风无力，百花齐放；春蚕死后，思绪枯竭，蜡炬化为灰烬，泪水开始干涸。黎明的镜子担心云神庙的变化，夜吟应该感受到寒冷的月光；没有办法去彭山。绿鸟尹宇来拜访它。人们常说很难见面。他翻修了另一层，说“也很难离开”。离开和见面的困难是另一种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这更令人悲伤。对古人来说，告别可能是一辈子的消失。这对朋友来说是正确的，但对恋人来说就更难了。东风可以是春风，“东风无力”。他们的爱得不到任何帮助。如果没有人赞助，恐怕一切都会悄悄进行。“百花齐放”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它必须枯萎。下面这两句话是我们都必须知道的：“春蚕死了，蜡炬化为灰烬，眼泪开始干了”。春蚕的吐丝和蜡炬的转灰都是一种奉献，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爱做一切

神，是铭心刻骨的爱，这两句真是高唱入云的爱情诗。「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应该是一个从女方的角度，一个从男方的角度来写的，早上照镜子发愁，女子她怀念着她的恋人，她什么都不害怕，只担心岁月流逝使她变老，一个女人最主要是她的容貌，而且中国古代是女为悦己者容；「夜吟应觉夜光寒」应该从男的角度设想，这个男的就是李商隐想念着对方，望月怀人，深夜难眠，一定在月光下站了很久很久，应该感觉到夜光的寒冷了。一个是「晓」，一个是「夜」，从早到晚，两个人都处在极度的思念中。「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ノ探看」，蓬山是海外三神山之一，「无多路」就是不太远了，青鸟是西王母的信使，在这里就是指信，就是说女方或者男方距离他不是太远，我可以用


信来传达自己的深情，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也是对爱情的一种渺茫的希望。越往下写越绝望了，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

李商隐的爱情心理似乎完全抛弃了情诗不可避免的“欲望”，显得格外纯洁。此外，抒情手段的高度泛化，使爱情诗在他手中显得更加优雅，从而呈现出柏拉图式的纯粹精神美。晚唐五代的“湘莲”、“花剑”诗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爱情诗高潮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出现也表明爱情诗的创作开始“变味”。晚唐社会动荡加剧，韩瑜等人在中唐时期所倡导的正统儒学地位再次动摇。人们的精神追求趋于多样化。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两全其美，主张文艺在孔孟的旗帜下为封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现实与世俗的沉浸与感叹日益成为文学艺术的真正主题和对象”。当他们厌倦了政治斗争和《名利场》中的纷争时，他们会去爱情和山川寻求精神慰藉和心理平衡。因此，爱情作为人们心理生活中最微妙、最深刻的产物，成为作家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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