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累世公卿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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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累世公卿局面的形成

在宦官、外戚的反复斗争中，官吏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也逐渐在起作用。随着大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空前加强。东汉后期察举征辟任官，渐渐注重门第阀阅，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又由于私人讲经之风盛行，在官府中的大小官吏之间，逐渐发生了一种封建从属倾向，形成了许多官吏集团。

东汉任官制度与门阀大族的出现

东汉沿袭西汉，在任官制度上实行察举制、征辟制和任子制。察举制注重孝廉一科，从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起，郡国每年都要向上推举孝廉，除州郡外，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有权向皇帝推举人才。察举的对象，多为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察举是汉代低级官吏或儒生向上攀登的一个重要阶梯。东汉时，随着政治的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章帝时，有官员上书“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要求“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①。汉章帝也承认：“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②大族出身的官吏们为了把持政权，扩大本家族的利益，“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③，互相推荐亲属故旧。顺帝时，河南尹田歆“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田歆不敢“相违”④，只要求保留一个名额，选拔真才实学之士，以报效国家。人们为了得到察举，做出许多丑恶不堪的行为，以博取名誉。如许武被举为孝廉，他因两个弟弟还不出名，就“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故意搞分家，“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让两弟少得财产，以博得“克让”的名声，结果都被举为孝廉。然后许武又在宗亲面前痛哭流涕，又把他多得的财产，“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为自己博得了更高的声誉，因此许武的官职做到了长乐少府⑤。察举制成了豪族或官吏沽名钓誉、安插私人的工具。征辟制是由二千石以上官吏本人直接辟除一些人到自己官衙中做掾吏。两汉时，公府与州郡长官除奉令征辟之外，还可自行辟除。公府与州郡辟除，即为选官与入仕的重要途径，而公卿牧守自行辟除，为发展个人势力开了方便之门；士人为了做官，也投靠依托权门。所谓“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所依秉为重”⑥。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任子制是专为中上层官吏设置的。西汉时，“吏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一级）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①。只有中上层官吏子弟方能凭借父兄的恩荫仕宦。东汉中叶以后，任子范围扩大。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 年），令“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②。

① 《后汉书·韦彪传》。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③ 《后汉书·王符传》引《潜夫论·实贡》。 ④ 《后汉书·种暠传》。 ⑤ 《后汉书·循吏许荆传》。 ⑥ 《东汉会要·选举》下。

① 《汉书·哀帝纪》注，应劭引《汉仪注》。

西汉二千石以上官吏任期满一定年限才得任子，而此令并无任期限制；西汉二千石以上官吏才有任子特权，而东汉安帝时，校尉、尚书秩俸虽低于二千石，亦可享受任子的特权。这一制度主要是照顾大官地主的利益。 这些选拔官吏的制度，使豪族子弟顺利进入官场，使这些家族成为西汉以来世家地主中新的阶层。他们还利用这些制度，把较小的家族或某些中小地主以“门生”、“故吏”的名义招揽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个以某一家族为中心的政治势力。这样，官吏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吏中私人权势的增长。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常常充当被征辟者的“荐主”，被推荐者则成为荐主的“故吏”。荐主和故


吏之间，就互相拉拢援引，渐渐地成了一种私恩的结合，形成了特殊关系，掾吏忠于主官，主官也包庇掾吏。故吏依附于主官，往往要随同主官出征、调转、流徙。主官死去，故吏要服丧，甚至荐主犯罪，故吏竟声言替死。凡此种种，都被视为合于名教的气节行为。当时，荐主同故吏、长官与掾吏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君臣名分的主从关系。一些累世公卿的门阀大族，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门生、故吏遍于天下”①，成为门阀大族强大的外围政治力量。

经学世家与门阀的形成

私人传经讲学之风，也促进了官吏集团的形成。

自西汉武帝尊崇儒术，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著名儒者世以传经为业。西汉时，有孔氏、伏氏。东汉时，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如桓氏（桓荣）等。有些大官也以传经相标榜，以提高门第威望。他们授业范周广泛，上自皇室、京师太学，下至地方州郡，许多官吏都出其门。受业者以弟子自居，弟子的弟子则为门生。这样，就在大小官吏上下级关系之上，涂上一层师生色彩。授业经师同弟子、门生，往往也是荐主与故吏，兼有双重关系。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如弘农大族杨宝，于西汉传授欧阳《尚书》，宝子杨震于东汉时官至太尉，震子杨秉亦至太尉，秉子杨赐位至司徒司空，赐子杨彪亦至司空、司徒、太尉，录尚书事，四世均以传“家学”为三公官。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良以后，至其孙袁安官至司空、司徒，安子敞及京皆为司空，京子汤为司空、太尉，汤子逢亦至司空，逢弟隗亦至三公、太傅。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这些大族累世为高官，累世传经学，有大批故吏、弟子、门生出于其门。汝南袁氏，人称“门生故吏遍天下”，成为官吏集团中的首脑人物。但东汉时期有的大官与门生，很少有实际授业关系。所谓“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无以教训，弟子亦不受业。”这种师生关系，不过“求志属托，规图仕进”而已①。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上述种种特征的家族。

② 《后汉书·安帝纪》。 ① 《后汉书·袁绍传》上。 ① 徐幹：《中论》卷下《谴交》。

东汉时“选士而论族姓阀阅”②，“以族举德，以位命贤”③，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两汉地方守相由朝廷任命，而曹掾属吏由守相自置，基本上从本郡士人中选拔。东汉时，郡国属吏的人数，比西汉成倍增长，郡县属吏数的扩大，为大族控制地方政治大开方便之门。东汉太守一到任，往往聘请当地名族大姓担任地方显职，并对他们优礼相待，言听计从，甚至完全委政于他们。汝南太守宗资（南阳人），委政于本郡的范滂；成瑨（弘农人）为南阳太守，委政于本郡的岑晊。于是社会上竟流传起“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瑨但坐啸。”④的歌谣。操纵本州本郡政治的门阀大族，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无怪乎当时又出现这样的歌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⑤更多的则是地方官与大族互相利用，结成党援。郡府县衙宛如一个个小朝廷，属吏与长吏如同君臣。从东汉起，地方上直接以君臣相称已是很普遍的事。在朝廷中，尚书令、尚书仆射和尚书基本上由世族或其亲信担任，在可知的三十四位尚书令中，除曹节以中常侍的资格领此职外，均由世族担任。世族地主对地方政权和中央的有效控制是门阀产生的政治基础。

由于刘秀的提倡，东汉一代的官私教育较之西汉更为发达。上有太学，下有郡县官学，名师精庐、学童书馆和庄园宗族学堂。士人子弟，不辞千里，投奔名师宿儒，苦读经书，以求飞黄腾达。于是从东汉之初，伏湛、桓荣、孔僖、鲁恭等一批以齐、鲁、韩学为业的经学世家，就在朝廷中显露头角，其父子及其门人和再传弟子都能身居显位。最早由经学世家转化为门阀的士族，基本上都是以传授今文经为业。以经学起家是门阀形成的重要途径。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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