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与“解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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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文学置身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那么它的传播也无疑将是一种信息的传播。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中，文学表达是能够非常有效地传达中国人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方式。正如许多人曾说的“一本书相当于一个外交大使”。但是我们遗憾地发现：尽管许多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被翻译出版并被国外的读者所喜爱，但也有很多作品被搁置在国内，或者传播出去的文学的精神内涵遭到了扭曲和误读，从而在国外读者的头脑中形成了并非真实的中国人的影像。这种编码与解码之间的错位所造成的传播失败令我们深思，也急需我们从理论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并努力扭转这一局面。

“编码、解码”与文学传播

霍尔的电视传播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同文学的接受美学理论有相似的理论阐述，但从艺术作品的传播角度来看，霍尔的理论更形象地阐述了文本创作和受众解读之间的密切关系。相对于电视话语的意义产生，文学话语产生意义同样经历了编码――成码――解码的过程。在这样的传播流程中，符号学成为霍尔的理论武器，也成为我们解读文学传播的有力视角。 霍尔指出，电视传播必须以话语方式进行，电视工作者要把现实进行符号化，要把生活现实转化成镜头语言才能进行传播。“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1)从这一阐述中，我们得知电视生产者建构了某种信息。霍尔认为，在编码阶段，编码者的世界观及对表现实物的观念都会影响电视作品意义的构建。以霍尔的编码理论来观照文学的对外传播，我们发现，同样的信息生产流程也体现在文学的编码过程中。

霍尔指出人类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中，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语言环境下运用不同的符号来解读周遭的世界。中国文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符号，而以此为载体的文学必然不同于字母文字符号，中国文学的编码即是通过对汉字的组合，形成自己的符号体系的能指和所指。比如中国的唐诗和宋词，期间特有的韵味和美感一定被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所领会和热爱，而其他文化背景和语言背景的人则很难从中得到审美的享受。 霍尔在他的编码、解码理论中强调电视作品在完成后，它的意义必须在语言的话语规则的制约下才能得以实现。也就是作品在完成后就进入了产品的流通阶段，媒介的意义就得以突显。霍尔指出：“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但它永远要依靠并通过话语来产生。”(2)文学对现实的表现是复杂、丰富而多义的，读者在接受这些文学信息时完全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而使作品获得不同的意义。中国文学运用汉语言文字来书写中国人的形象，传达中国人的情感和精神力量，其中许多文学作品的能指或许清晰简洁，但所指却丰富复杂得多。而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这种无限丰富与复杂的欢乐与痛苦却往往并不能为国外的读者所理解。

在文学的对外传播过程中，编码、解码的情境同样存在，而且从编码到解码的过程中，“虽然每一个环节在表述中对于作为整体的流通都是有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尽管要根据下一个才能把它讲清楚”。(3)文学的对外传播起始于发送者所传送的信息，终结于接受者的解读，期间的传播过程是文学意义得以产生的重要环节，只有在编码与解码之间产生对接的情况下，中国文学才会带给西方世界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才会真正起到“外交大使”的作用。

选择、阐释与误读

作为特殊的文化信息，文学在输出到国外的过程中经历了多重的编码。也许人们会认为，


某些思想和精神会跨越任何界限而被他者所领会和理解。“通过文字，可以远距离控制他人的身体和声音(读者)，可以保存思想(作者)，可以产生心灵的多偶制结合。”(4)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描述的：“因为文学能够将这一切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出来，期望超越个体生存的局限，被不同境遇中的读者普遍地感到、懂得，于是有心灵的沟通、共鸣，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某种共同的维系。”(5)某些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还有相当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只能在自己的民族中进行传播，在遗憾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他国的文化时，都会有所选择，会有自己的阐释。这种对文化的选择与阐释的传统存在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在他们的“扬弃”过程中，也许保留了他国文化的精髓，也或许丢失了许多真实的信息。这种误读带给文学传播的是很多负面的效应。这种现象同样体现在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过程中。 出版界曾经流传一个十分著名的故事：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位领导到法国考察，走在巴黎街头时遇见一位法国老太太。老太太问他是日本人吗，回答是中国人。老太太直摇头：“不对不对，中国人是留着一条辫子的。”这似乎是笑谈，但许多出版人也都为此种误读表达了忧虑，策划“布老虎丛书”的安波舜就认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适合国外阅读市场的并不多。“我们的反腐小说，国外看来就是新闻；农村小说又常常写得落后肮脏，喜欢挖落后的东西以为深刻。中国小说缺少人性普遍价值的作品，比如对爱、善良、生命和自然的挖掘。”(6)这些误读现象表明：国外读者对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文学都产生了错位的编码，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障碍。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或许还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尽管“文学把意义从当面交谈的狭隘环境和短命地位中解放出来”(7)，但是“我们对付有距离的交流时，未必有编码和解码的对应”，(8)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切人都处在同样无限疏远的境遇”。(9)这将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交流场景。中国文学有着非常优秀的传统，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历代都有或灵动飞扬、或深沉凝重的伟大作品，这些文学作品表达了中国人的民族魂魄，是关于一个国家的“神话”与“寓言”，然而这些渗透着深厚情感的伟大作品却没能被很好地输出到国外，或者说没能很好的被国外的读者所领会和理解。相对于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落寞，中国电影则相继捧回大奖，《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小武》、《站台》等电影备受西方世界推崇，然而这些电影则往往展示了一个令中国人自己都感到有些陌生的中国，而这样的中国却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不能否认，这样一种“他者”的眼光必然产生对中国的误读。

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错位编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翻译的误差。汉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它无比深厚的意蕴往往在翻译成英语或别国语言时就失去了它本来的美感。正如霍尔在阐述电视编码时所表述的，编码者的观念和思想并不能为解码者所接受和理解。我们读过那么多伟大的法国文学作品，被《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优美所感染，被《贝多芬传》的力量所折服，这一切都令我们想起它们的译者傅雷，这些优秀的法国作品因为傅雷而被中国读者所熟识和喜爱。翻译的重要可见一斑。而中国文学如今正面临着翻译的困境。一是大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外语功底还不能达到翻译的“信、达、雅”的境界，另一方面翻译者缺乏良好的文学修养，不能准确传达出作家的创作神韵。尤其英、法之外语种的译本更显得薄弱。而且，作家的创作是一重编码，经过了翻译的作品又经历了一重编码，多重编码后的中国文学被输出到国外后要产生解码的对应就很难了。

被误读的中国文学所传达的思想和观念一定也被西方世界所曲解，因此如何有效传播中国文学，从而产生编码与解码的对应势在必行。 编码与解码的对应


正如出版界人士所忧虑的，中国文学难有国外的阅读市场，首先源自作家的创作。大善和大爱的作品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还不多见。享誉世界的作家米兰?昆德拉用他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征服了全世界的读者，是因为他在他的小说中表达了人类普遍的精神境遇。因此在编码的最初阶段，中国作家就应在创作上摒弃浮躁的文风。鲁迅曾经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光。”(10)正因为如此，文学不能陷入到猎奇逐异或者批量制作的平庸之中，而应倡导“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11)这样的创作姿态才会产生出具有历史内涵和人性深度的作品，才会在编码的最初制作出优秀的产品。我们深知，一个民族的光荣不仅在于经济层面上在全球价值中增大自己的份额，同时文化上的努力也会令他人刮目相看。当充满着人类普遍情感的文学呈现在他国读者面前时，即使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他们都会被其中的情感所打动、所震撼。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不仅中国的作家、翻译家要不断增加西语学养，而且要加强与国外汉学家的联系，将我们的优秀文学作品首先传送给他们，再在他们的翻译推广下不断拓展中国文学的影响。

正如霍尔所预言的一样，电视产品的解码与编码之间不一定存在对应。不同的解码一定对受众产生不同的影响。文学传播同样如此。在经历了多种编码之后，文学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已经部分地远离了编码者的初衷，在这样的情况下，解码者即读者就会产生不同的解码效应，而我们期待的是传播出去的文学能够真正体现中国精神，真正把中华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展示给全世界的读者。为此我们还需付出相当的努力。当这样的编码和解码之间的对应形成时，中国文学将会带给全世界的人们以精神的慰藉和审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1)(2)(3)郭建斌、吴飞主编：《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63页。

(4)［美］彼得斯：《无奈的交流》，华夏出版社，2003版，129页。 (5)郜元宝：《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之歧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6)转引自《当代作家如何走出去》，《南方都市报》2006年4月3日。 (7)(8)(9)［美］彼得斯：《无奈的交流》，华夏出版社，2003版，139、140、141页。 (10)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卷第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1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图书馆，2001年版，49页。

(13)转引自［美］j希利斯?米勒《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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