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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般的文化精神
——读方越《圣爱歌》
李健彪
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伟大“诗都”长安城里的方越,在年近古稀之岁,终于唱出了响彻长安城的《圣爱歌》,而且用的是唐诗中那种长歌行古诗体,歌颂的是大唐武则天与高宗李治的爱情故事,摆出诗阵,拉开架势,与流传千年的白居易《长恨歌》对唱。诗一发表,即刻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作为相知、相交多年的文友,我为《圣爱歌》所洋溢出的火焰般的文化精神所鼓舞、所震撼。
方越的诗文,我读过许多。他笔下流淌的生命激情、理想诉求和文化意识特别鲜亮,令人过目不忘。他有时像一支不熄的蜡烛,从头到脚燃烧着,跳跃着火焰;有时像一盆碳火,热烈赤城,燃炽着一片火红;有时像一支默默无闻的火柴,轻轻一划,不论何时何地都可点亮读者的心。他说过,他出生、成长在周原。周原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支“阳燧”,是周人聚焦阳光、“取天火”的宝镜。他崇拜“阳燧”。《新闻知识》杂志曾刊文说他激情写作,就是“取阳燧之火,燃文字之薪”。阳燧神火,永不熄灭。这是他一生写作的追求。
火是燎祛陈旧,焕发新机的精灵。方越火焰般的文化激情,已燃烧出《生命之根》等数百万字的作品。这种火焰般的文化激情,让他永葆旺盛不衰的写作生命力。《圣爱歌》火焰般的激情、诗意、韵味与语言,没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苍凉和叹惋,却有青春男女的奔放和豪迈。其中表达的大爱真情,既是对古典文化资源的开掘和升华,又是对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呼唤。我读《圣爱歌》,从中看到方越的文化精神特质,主要有三个层面:用优良历史文化启示世俗现实的人文关怀和思考;用历史与现实合欢的思维方式,弘扬古典文化资源中正面的文化力量;用古典诗歌形式贯通现代人对唐诗的感觉,表达现实社会人生的感悟。
首先,方越以西安复兴唐长安城,向往大唐盛世的文化情结,截取了唐朝一段“二圣临朝”,即唐高宗李治执政、武后辅政,后来李治遗制武则天、武则天做女皇的时期,这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以史实和历史遗存为素材,以爱情叙事诗的形式,表达了一个学术的新观点:李武执政,继承了太宗的“贞观之治”,为后来玄宗的“开元盛世”创造了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等雄厚的基础;李武“二圣”是大唐盛世的真正的开拓者;这一段重要历史时期出现的开放、平等、包容、进取和谐和万邦的大唐气象,与李治武则天二人夫唱妇随、志同道合、互相信任、互相成全的和谐关系分不开。这是《圣爱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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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基石。方越以他深厚的文史知识、理论修养,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扬弃的科学思想方法分析认为,李武二人的爱情关系,致大唐由治而盛;而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二人的爱情导致了唐由盛而衰。他提出,从对历史的误读到世俗现实,人们把盛世情怀寄托在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歌舞升平”上,是一种文化误区。方越以历史关照现实的人文关怀和炽烈忧患情结指出,在“歌舞升平”的奢靡之风下,商风糜烂,物化贪欲,金钱崇拜,必然导致权力腐败、鸡犬升天、人性异化和精神堕落。大唐在玄宗与杨贵妃“歌舞升平”中奢靡衰落的历史教训,殷鉴昭然,发人深思。基于这样的痛切思考,方越以洞若观火的笔触,想象飞驰的豪情,赞述了大唐另一对帝王情感生活和积极的政治作为。“平等爱意薄云开,志同道合抗豪权。”“贬黜门阀开新政,锋芒所向尽披靡。阴阳相合生万像,日月同辉沐千里„„二圣临朝天下安,文治武功开永徽”,“开放大气通四海,平等和谐融八夷”等等,热情讴歌了李武携手,居安思危,开拓进取,变革创新,开放兼容的治国方略,为大唐盛世的长治久安建立了丰功伟绩。作者讲的是诗化的历史故事,关照的是现实世俗社会和世俗心理。这是一种廓清历史、醒世骇俗的精神文化的呐喊。有人说,只有在精神黑暗中担当起对信念和终极价值追问的人,才算得上是诗人。我看,方越就具备这样的人文精神。
其次,方越的诗文有一种贯穿政、文、史、哲、经等元素的整合思维方式和高超能力。在《圣爱歌》中,他以历史与现实合观的视野,将史识、诗情、文胆与时评有机地糅合、交织在一起,纵情吟唱出“天地悬日月,风雷走磅礴”的气势。并以跨越古今,统摄时空的想象与诗情,让心灵与历史回应,思想与现实谐鸣。他一生都在追求真爱,一生都在关注世道人心。他以这种崇高理想和旷世情怀,从大唐古典文化中发掘圣爱文化,从历史的原声中提炼圣爱真谛。在方越的心目中,有两个乾陵:一个在1300多年的历史中,神秘莫测,迷雾重重,众说纷纭。一个在新世纪新时代的现实中,渴望揭密,亟待开发,资源无限。在方越笔下有两个世界:一个理想的,一个世俗的。他从两个乾陵对应和两个世界交织中,开掘历史文化中对现实有益的正面力量,用李治、武则天的《圣爱歌》将历史故事融入现实心理,将圣爱理想弘扬出人生、人性、道德、平等、和谐、诚信、负责等等现实所需求的精神力量。“一柱巨碑无一字,任人争论任人非。伴君笑对滔滔史,唯我圣爱贯天际。洛阳牡丹开更艳,长安桃李尽芳菲。乳峰昭昭梁山美,江山万里总妩媚。日月当空曜寰宇,千古一爱唱不息。”这样响遏行云的诗句,这样腾焰般的气韵,弘扬的就是历史的正声。
再次,久居唐诗故乡长安城的人们,如今却很少有人写古诗,也实难读到像样的古体诗。这无疑愧对这座辉煌中外古今的诗城,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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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白居易们曾经云集于此的诗韵风流。方越仿佛在有意弥补这种文化缺憾。我记得他在10年前就写过《唐诗的魅力》一文,呼唤建设“唐诗文化街”,重建西安诗城。他说“唐诗代表着古城的文化精魂。”如今,他创作的《圣爱歌》,继承了唐诗的神韵风流,为古体诗注入了现代语言元素和他特有的表达方式,让更多的今人能读懂、能理解、能传播。《圣爱歌》中有着他一贯的文风:立意高远,角度新奇,起势宏大,构思缜密,语言铿锵,情彩沛然。叙事“三策训驭狮子骢,满朝文武皆称奇”,简洁明快,形象生动;议论“如履薄冰唯谨慎,四面埋伏皆妒嫉。树欲静而风不止,本向善而恶相逼”,哲理深刻,直穿胸臆;抒情“愧无乌发理云鬓,玉颜凝睇透心扉。别有浓情化波涛,巫山云雨生霹雳。”激情澎湃,缠绵悱恻,催人泪下。这样精彩的诗句,比比皆是。他用大气度、大怀抱和大手笔,创作了《圣爱歌》,还吟诵了十几首咏乾陵和荐福寺风物的古体诗,试图以此来呼唤唐诗的文化气象,以新古诗来沟通现代人对唐诗、唐文化的感觉。这是一种体现时代主流价值的文化自觉行为。
在复兴民族传统文化,重振民族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的文化热中,方越以火焰般的文化激情和精神,学习唐诗形式,运用唐诗形式,重新叙述大唐故事与人物,抒发盛世文化情怀,关照现实文化心理,弘扬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力量和价值,这不仅是乾陵文化开发价值研究的新收获,而且也无疑是以人为本的西安文化乃至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件有意义的新探索。
2008年春 (李健彪 文艺评论家、民族学博士,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出版著作有《执著岁月》、《西部民族风情》、《绿野心音》等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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