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第五回“梦游幻境”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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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第五回“梦游幻境”之“梦”

作者：高添璧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年第06期

据学者统计，《红楼梦》一书中有大大小小直接间接的梦的描写三十余处，更有人不厌其烦的将其中的梦分为奇梦怪梦、长梦美梦、似梦非梦、痴梦惊梦等十多类，但不论所写梦有多少，分类方法如何，小说第五回中贾宝玉游太虚幻境之梦绝对是梦中之重。从宏观上看此梦点明全书意旨，总呈情节走向，着实意义非常。小说第五回之梦很明显地带有元以来度脱剧的色彩。所谓度脱剧，其模式大致为有仙佛之缘却沉沦于红尘之人受神佛指引，而神仙们多以幻出某些梦境为手段，让所度之人历尽种种兴衰荣辱之后，或乐极生悲，或百无聊赖，从而最终发现所求之一切不过是眼底风花、浮世云烟，此后大觉大悟，入佛入道，解脱认识痛苦。仔细分析第五回之梦，其过程亦大略可比附这个模式，即本为仙界神瑛侍者的贾宝玉受警幻仙姑指引，入太虚幻境，历尽风月之极乐，而最终欢情烟灭，堕入迷津，但结果却完全叛离度化初衷，贾宝玉不仅未能领悟仙姑“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的深意，反而更耽风月，甚至强袭人同行云雨之事。为何本意为度化之梦却引逗了情思、几成春梦？这其中因由又说明了什么？当然，从总体的结构来看，纵然游太虚幻境一梦极为重要但仍不过是全书多梦之一，而度脱剧或是该类型题材的作品则大多全书即为一梦，因此出于行文发展的需要，幻境之梦也不能完全度化宝玉，否则《红楼梦》岂不成了五回之书？这显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我看来，产生这个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曹雪芹思想意识的独特性。之所以说曹雪芹的思想意识独特，主要是因为其在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的同时又显现出超越性的一面。 首先，曹雪芹的思想意识受当时社会背景、时代精神的影响，呈现出崇尚天然与真美，淡泊功名和礼教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潮对当时的文学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阳明心学虽然并不否认“圣凡之分”，并未突破程朱之藩篱，但他认为人人天赋“道心”和“良知”，肯定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并且认为工商从业者并不比士农低贱，正如其所说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样的一种思想发展至其后学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那里，则产生了某种鲜明的平民意识，即“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为之异端”。同时泰州学派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而良知则是现成的知觉，因此存天理、致良知在某种意义上就有顺应天然之理、顺应本能之觉的意思。而罗汝芳则认为“大道只在身，此身混是赤子，赤子混解知能，知能本非学虑”这样大道全在自身，人生无所不具，那么顺遂自然本性便是成就自然本性的最佳途径。由此，宋明理欲大防便如“解缆放船”，被自然人性所突破。这样的一种顺应天性自然，承认百姓日用人欲合理的思想潮流其实深深地影响了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例如，李贽崇尚天然、本真，他提出了“童心说”，认为童心就是真心，而“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即如果没有真心，那么文辞话语便没有依据，从而也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同时诗文创作还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牵强矫揉是创作不出佳作的。汤显祖也主张顺应天性，人欲合理，从而冲破了宋明理学对情欲的束缚，提出了“主情说”，即“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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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他肯定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袁宏道也强调文学创作中真情实感的重要性，他在为弟弟袁中道诗集所作的序言《叙小修诗》中赞叹小修的诗文“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倾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他认为好的诗文是个人真情感和真性情的流露，当有真情实感之时下笔才不会滞碍。由上可以看出晚明清初之际尚情尚真尚天然的文学思潮极为盛行，而生活在这个时段前后的曹雪芹，其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曹雪芹的这种思想意识使得他笔下的宝玉成为一个具有赤子之心，崇尚真美，淡泊功名而重视心灵交流的人物形象。 细读《红楼梦》第五回可以发现，在梦游太虚幻境之前，宝玉年纪在孩提之间，“视兄弟姐妹皆出一意，并无亲疏远近之别”，因此并不解黛玉为何因宝钗与他生气，而在梦中，警幻仙姑称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宝玉听到此话立刻唬住，并且好一番辩解，这说明此时的宝玉并未了解警幻仙姑所谓的“意淫”为何，只以为淫即为肉欲横流的“皮肤滥淫”。宝玉在此梦之前也并不知晓如何云雨，只等警幻仙姑秘授之后方才与梦中可卿行此事。这些例证证明宝玉在入梦之前纵然有欲，也是未发未自觉之欲，也就是说他并非带着情欲难以满足的苦闷入梦。再来反观元代的度脱剧，以马致远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为例，赶考的书生吕岩(吕洞宾)入梦之前满心想着做高官，住画堂，身穿锦缎轻纱，口食香甜美味，其功名富贵之欲颇为炽烈，他的入梦便带着极强的目的实践性，因此梦中幻象因为他的主观愿望的高度契合而近似于真实，即“梦中之情，何必非真”。

但对于一片赤子之心的贾宝玉来说，正是因为梦起于其情欲存而未发之时，那么梦境中仙茗、佳酿、歌舞、云雨对于他不过如隔岸观花，纵使梦中之境历历在目，其情其事也难以让贾宝玉产生发自内心的共鸣，可以说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正是因为贾宝玉的赤子真心，所以他并无吕岩之属“梦即是真”的强烈情感刺激，所以其亦无他们梦醒后的切肤之痛，并且也难以真正领会到梦中仙姑的度化深意，梦醒未觉就在所必然了。

至于度化之梦为何反成引逗人心的春梦这一点便要从宝玉的性情出发来寻求原因。正如李贽所说“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可知人生而有牝牡饮食之欲，贾宝玉自然也未能免俗，亦是欲中之人。那么肯定这种自然天性便是梦能够引逗情思的先决条件，但这种先天条件人人皆有，并不构成宝玉的独特性。既然如此，就不免要追问贾宝玉性情究竟有什么异禀，让这个对常人来说虚无缥缈转瞬即忘的梦境成为开启其一生之情的枢机。在我看来，贾宝玉具有超于常人的审美感知力，其对于美的人和物有一种不知所起的孺慕之心，这种孺慕不以人与物的高低贵贱为标准，而只以美与不美为准绳，并且更为难得的是其不仅懂得欣赏美，更对美的凋零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同情和感同身受的悲伤，这一点从其井边祭金钏，长诔悼晴雯等行动中表露无疑，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与于香冢葬花，虽刻薄爱使小性儿但极率真的黛玉情投意合，而与不爱花粉，屋里“雪洞一般，一色晚器全无”，维护礼教纲常的完美得不真实的宝钗难以神交。更为重要的是，贾宝玉对于自己对情的领悟与掌控亦有着超乎常人的自信，并且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自信从而引发了其千思万想，成就了其众人难解的一生偏僻处，从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他的知龄官与贾蔷的一段公案时的怅然若失，对袭人说出了“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个人各得眼泪罢了”的“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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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曹雪芹的思想意识亦具有其个人性与超越性。

曹雪芹的思想意识继承了明朝中后期主情的思想，其以情为重，尊真情而贬假意，并且毫不掩饰地向后世大旨谈情。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曹雪芹思想意识与汤显祖等人的差异性。我们依然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即为何宝玉梦醒未觉而前代类似作品中的主人公却梦醒了悟，并试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来分析前面所提的差异性。《红楼梦》中多次提及汤显祖的《南柯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书中第二十九回清虚观看戏情节中，所点的第三本即为《南柯记》，此处有个耐人寻味的小细节，即贾母知道是《南柯记》后便不言语，这一反常的行为举动清晰地向读者表明了其心理状况，即对富贵繁华到头终成虚妄必然性的预见及由此而生的恐惧。在此曹公似乎玩了一个小手段，表面上给读者一个暗示即贾府可能会像《南柯记》中一样繁华不再，于是读者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红楼梦》的结局可能很“坏”，但大抵也不过就是宝玉弃俗而入佛道，可曹雪芹最终却设置了一个并非局限于个人的大崩坏，其欲写之悲剧结局远比《南柯记》的彻底百倍，而读者正是有了这种所料未及的大落差，其悲剧结局之震撼力则更深更久。

在汤显祖，情与真虽然备受推崇，但依旧要化情归性，即复归仁义礼智、性命之正。虽然他突破了名教，但却强调情教，希图以情化民，以情济世，其政治理想遍布作品之中，如《南柯记》中淳于棼将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包括其最纯粹的写情之剧《牡丹亭》都有太守劝农一出。但在《红楼梦》中却没有任何所谓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说教，甚至连一丝这方面的愿望也无，其中所推崇之情或许就是人天分中生出的一段“痴情”，极纯粹极真挚，并且这种情少了《牡丹亭》中色相情欲的相扰，少了《南柯记》中功名利禄的沾染，而多了宝玉黛玉之间的那种灵魂契合的精神性内核，因而显得更加圣洁更加强大。

虽然我亦对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中将曹家家谱家事与《红楼梦》中人事一一相对的观点持保留意见，但我却不否认曹雪芹之家世沉浮对其人其文的巨大影响。正是因为曹雪芹对俗世政治理想的完全抛弃，所以他不同于自身尚在功名荣辱之梦中的汤显祖等人。他认识到有才之人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的正常性，因此成为了一个清醒冷静的织梦者。曹雪芹对情的天然性、情的知觉性有着超乎前人的领悟，但同时又对现实与历史的残酷性和不可抗拒性有着深刻的体认，那么他笔下的情了就绝不是《南柯记》那样一场幻梦后诸蚁升天你也遂愿我也遂愿的理想型了结，而是情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后血肉模糊的真实结果的直白呈现。“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红楼梦》第五回中的梦无法真正承担起度脱宝玉的责任，而只有当宝玉历尽人间风月，尝遍情苦情灭才能真正的情了为佛。 由此可见，曹雪芹对情爱生死的把握更加的冷峻而决绝，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思想意识早已在体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完成了某种超越。

高添璧，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责任编校：郑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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