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中短篇小说的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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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中短篇小说的文学评论

《边城》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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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项链》

《项链》的故事由女主人公丢失项链的前前后后构成。小说以“项链”为线索，将玛蒂尔德为参加晚会而借项链，戴着项链在晚会上出尽风头，回来时丢失项链沿途寻找未得而焦急万分，四处借钱买了项链归还，用10年的光阴偿还所借款项，直到得知那项链原来是条赝品为止贯穿情节，使读者对小说中的项链有了至深至透的感受。而女主人公的性格也就在这一失一得中尽显风采，使其成为外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独具特性的

作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的《项链》在艺术上也是韵味无穷的。首先他采用了以物写人的手法，将项链作为一条主线，从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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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多重关系出发，用它牢牢系住人物的行为、语言和心理活动，使读者透过项链对女主人公的形象一目了然。在小说中，项链与玛蒂尔德的关系分为“强烈地被项链吸引”“戴上项链的风采”“丢失项链的恐慌”“赔偿项链的代价”“得知是假项链的真相”等环节，一环扣一环，从不游移，从不松动，用项链这一物品刻画出了玛蒂尔德动态的变化过程。其次，莫泊桑巧妙地处理了几组对应的关系，使多种关系在相辅相成中既是真实可信的情理之中，又是突如其来的意料之外，给读者以思考的空间。例如偶然与必然的关系，项链对改变玛蒂尔德生活的作用，就在种种偶然中孕育了必然：因舞会而借项链、用项链和丢项链是偶然，但实质上正是玛蒂尔德的爱慕虚荣和炫耀姿色使她在舞会上忘乎所以，为不使别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和丈夫的寒酸相，舞会结束时她仓皇逃离，才忽略了项链而丢失，而这一切都恰恰来自于她性格的必然。在处理虚幻与现实的关系上，小说也自然妥帖，将玛蒂尔德舞会前对物质生活的向往虚写，将项链丢失后她生活的窘况实写，一虚一实恰到好处。小说中真与假的关系也转换得很微妙：玛蒂尔德参加舞会戴的是别人的项链，作为项链的主人她是假的；项链丢了她当做真的赔上，而10年后才得知原来那项链根本就是假的。这其中的真真假假是对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欺骗的最好讽刺。小说结尾处，作者以隐喻的方式对全篇作了总结：玛蒂尔德最初向往而不得的那些东西，就如同那挂项链，原来每一颗粒都是假的；而她用了10年艰辛换来的这一挂，就像她真真切切领悟到的人生一样，每一颗粒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她付出的代价多了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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