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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安全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
作者:秦海燕
来源:《经营管理者·中旬刊》2017年第04期
摘 要: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状况进行调查评估,指出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问题,然后从理论创新、宣传教育、体制机制建设三条具体途径,深入研究如何批判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意识形态 社会思潮 安全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条件是其整合统领能力和社会传播效度,根本在于获得广泛持久深入的社会共识。不仅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不断地做大量理论上的证伪工作,还需要提出简单而具有穿透力的意识形态安全发展模式,即“理论自信-增进社会认同-自主性回应-批判式引领”,才能消解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
目前,对于上述问题,国外研究大体有五种路径:一是科学主义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曼海姆,1929)、定量方法(阿尔蒙德,1956)或社群认知系统(帕森斯,1971)研究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二是新制度主义等流派从否定性角度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是阻止制度变革、引发宗教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诺思,1992)。三是国际政治中文化安全研究,把冷战和后冷战条件下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结合,强调文化权力对国际权力格局和国家安全的作用(约瑟夫·奈,2004)。四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成为终点,此后人类不再需要关于理想社会的争论(福山,1989)。五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早期强调意识形态与阶级意识(卢卡奇,1923)、与文化领导权(葛兰西,1933)的密切关联,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时期,愈加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哈贝马斯,1973)。
国内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等概念及其理论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是理论形式和感性形式的统一,而意识形态安全在我国实质是指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二是对当代社会思潮及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研究。一般认为,影响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主要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权威主义、新儒家等。对其研究涉及:研究方法、定义、特性、功能、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地位、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流派及主要观点、理论缺陷与实践失误、对意识形态安全影响层面和影响力、传播与控制、批判与引领。三是对如何批判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研究。为应对当代社会思潮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和挑战,从文化软实力角度,立足于前提、主体、思路和方式等方面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总体来看,该领域研究已取得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对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体现着维护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本质立场应予认清。国内由于对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认识有分歧,对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思潮的关联机制研究缺乏深度,加之对当代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状况缺乏深入实际的调研和定量评估,因而对如何批判引领社会思潮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尚缺少系统的针对性建设举措。基于此,应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解读,从文化哲学独特视角对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思潮的关联机制进行创新研究,实证分析当代社会思潮对意识形态的影响状况,找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问题,提出较强针对性和参考价值的战略策略,在批判引领社会思潮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具体来说,可以选择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和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成员,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从人们对各种社会思潮的信息获取渠道、认知、态度、评价四个方面,分析当代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状况。在此基础上,从当代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格局的挑战、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祛除、对主流意识形态科学性的质疑、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消解和阵地的抢夺等方面探讨存在的基本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在理论创新方面进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创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影响力;在宣传教育方面开展以掌控话语权、推进生活化感性化、提高传播效度为核心的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度;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为核心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全方位统领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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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秦海燕(1982.03—)女,汉族,安徽无为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农村政治、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意识形态安全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项目编号:AHSKY2015D20)、2016年度安徽大学东方毅政治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受当代社会思潮影响现状、存在问题与解决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6DFY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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