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诗学视域下藏戏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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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诗学视域下藏戏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作者：王志强 秦佳佳

来源：《西部学刊》2019年第01期

1861 年，从瑞士学者巴霍芬发表的《女权论》开始， 文学批评、文学人类研究的视域逐渐涉及文学与性别的 相关问题，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马林诺夫斯基 的《人类婚史》等论著相继出版。众多研究成果的问世， 也为进一步开展针对父权制文明和男性中心文化观念的 反思提供了理论依据。人们重新审视了“性别”这一概 念，对打破性别偏见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而在文学领 域，性别文学与性别批评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性别诗学”就是立足于对性别的全新定位，以审视 文学创作及文学现象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思潮中产 生的新的学术话语体系。而 20 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兴 起进一步推动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及批评理论的兴 盛。美国作家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直白地揭示 了性别冲突的巨大影响。她指出文学作品中对性别的表 现其实正是支配观念作用下的产物。这便有力地证明了 文学创作与性别观念密不可分。除此之外，她还对当时 文学研究在男性中心文化观念支配下忽视女性创作及女 性塑造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为性别诗学的发展及兴盛提 供了有力支持。

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女性 文学研究者。如苏珊·格巴、阿里·逊莱特等，她们的研究 及创作使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关注文学与性别的课题。而 性别诗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益被学者们接受的。性别 诗学立足性别平等观念之上，深入思考女性主义文学观、 文化观、人生观、社会观，对于女性作家及文学作品中的 女性塑造给予了更多有温度的目光。由此可见，性别诗 学的出现对于传统文学文本、文化观、文学创作都是一种 重新审视和评价，它拓宽了研究视域，使文学创作和批评 以崭新维度——性别维度反思、审视文学，这无疑会为文学研究和创作注入新的活力。 将性别诗学引入藏戏的研究更具意义和价值，一方面，藏戏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美丽善良、温柔刚毅， 兼具人性、神性与佛性的光辉形象，另一方面，从性别诗 学视角审视这种诗性的人物塑造，对于感知高原民族的 宗教文化与审美艺术，了解藏族社会对女性的关注，挖掘 藏戏独特魅力都是意义非凡的。

双性同体理论是指文学形象塑造中具有对立统一的 双重性格或精神特质，即一个形象中包含着男性与女性 的双重特征或者是带有神性与佛性的双重特征，对此，美 国学者伍尔芙在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明确提到了 双性同体理论——“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有两种力量 在统辖着，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正常而又舒 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二者共同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 进行合作之時”[4]578。藏戏中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女性形 象，云卓拉姆、苏吉尼玛、门达桑姆等，她们性格中既有偏 向女性的温婉可人，也有偏于男性性格特征的无私无畏、 刚毅果敢。门达桑姆面对儿女，展现了女性、母性的温柔， 跟随丈夫踏上艰辛的救助众生之路，舍弃孩子，又比男子 更加坚强无畏;苏吉尼玛温柔貌美，可对于佛法的崇敬使 她坚定地弘扬佛法，刚脱离“佛血海”便化身女尼讲唱 神佛故事，普度众人，坚强伟大;云卓拉姆在丈夫出征、孤 立无援之时，面对妖妃的诬陷仍能临危不乱、机智应对，为丈夫留下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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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线索，是温柔仙女，也是勇敢斗士。这些 女性的身体里正体现着两种力量，一种是女性的，一种是 男性的。藏戏中女性形象的身上兼具两性性格特征，这 是很明显的。藏戏在对女性形象塑造时除了综合了双性 特征以外，还注入了佛性和神性。苏吉尼玛崇尚佛法，嫁 予国王，从而让国王皈依佛法，遭受陷害化身女尼，仍然 要以佛法普度众生。仙女云卓拉姆则主动嫁给信仰佛法 的北国王子诺桑，兼有神性和佛性的光辉。在一定程度 上，我们可以说，“多性同体”即男性、女性、神性、佛性 结合于一体是藏戏中女性形象的一大特色。

藏戏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很多人都说它太过古老 而沉重，但从性别诗学角度研究藏戏，我们发现藏戏中不 只闪耀着民族智慧，更具有宝贵的现实意义，它对于女性 形象的塑造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关于两性的思索，对藏 族文化的关注。藏戏的价值和意义从性别诗学的角度去 审视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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