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评价西游记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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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评价西游记的句子

李某某

初识林某先生，是高中课本的《说“木叶”》。林先生引经据典，诗词歌赋信手拈来，以“袅袅系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入题，谈“木叶”、“落木”“树叶”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在诗歌中艺术形象的表达却各有擅场。甫读此文，大开眼界，不由感慨古代诗歌的一字难易，无怪乎郑谷有一字师的佳话，贾岛苦心于“推敲”，王安石“春风又绿”，亦佩服林先生对中国诗歌的广见博识，游刃有余。 之后，偶然发现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系列中有林先生的《唐诗综论》，欣喜拜读，却未免失望。原因在于林先生后期的诗论作品，有两大特色：一是感情过于充沛。梁任公先生说写评论文字笔端要常带感情，方能感动读者。但学术文字却不能激情四射。林先生的《盛唐气象》《诗人李白》两大论文名篇，在业内颇受推崇，甚至有格局一新的评价。于后进读来，却热情太盛，荷尔蒙太多，作者似乎陷入了唐代磅礴大气的诗歌创作黄金年代，融入了诗人李白浪漫不羁的一生，这种写法使我这种冷淡的读者，觉得文章的中立性不够，不太客观，得出的结论也不那么信服。二是阶级学说盛行，过度拔高。马克思老前辈的阶级斗争学说，用在史学领域，我尚能接受，用在文学分析，则是敬谢不敏。古代的诗歌创作当然有受到民间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文人士族的私人创作，个人烙印强烈，即使有为民呐喊的，也只是部分作品。更多的体恤民情之作，也是诗人强赋新词，恰如闺怨词一般。所以，李绅《悯农》诗传诵千古，自己却穷尽极欲，朱门酒肉臭。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古代诗歌，具体篇章还好，一旦全面铺开，就不忍卒读了。读《王之涣的<凉州词>》、《<古风>春种一粒粟》等作时，不免有别扭之感。


《唐诗综论》中倒是一些篇幅较小的诗论文章读起来饶有趣味，如前文所述的《说“木叶”》及《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谈孟浩然<过故人庄>》等。这些诗论大多就诗论诗，着力于分析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情感思想，读起来清新怡人，自然流畅。不出意外，这些短篇谈诗散文大都是先生早年的作品。不由感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界的荼毒实是遗祸无穷。想起陈寅恪先生当年答应任职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提出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先生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何其有先见之明。文革时期，林先生加入了“梁效”这一江青的御用写作班子，大肆批林批孔，成为四人帮在文艺界的金牌打手，污名伴随终身，又是何其可叹。

回到《<西游记>漫话》，这本“大家小书”令人耳目一新，击节赞赏。第一篇文章《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于1956年政治气候风云变幻，“反胡风”运动轰轰烈烈之际，就当政者主推的大闹天宫是反映农民起义的”主流“观点，扎扎实实从中外文献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否定的意见。这种研究，不仅卓识不凡，更是颇具胆色。

第二篇论文《《<西游记>漫话》，不仅有一得之见，更能抽丝剥茧，自圆其说。通过追溯明代市民小说，比较赵正和白玉堂两大话本人物，得出孙悟空的性格形象的生活基础来源于市民生活中的江湖好汉形象，而又凭借市民文学中“讲史类英雄传奇”的历史使命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超出了一般好汉而具备了英雄气质。通过对比宋杂剧、金院本和元杂剧的发展，得出了孙悟空的喜剧性格来源于“市民戏曲中的喜剧传统”。最后，又通过论述《西游记》的童话精神——“这种童话精神产生于《西游记》已有的神话框架，并且与明代中后期李贽的‘童心


说’所反映的寻求内心解放的社会思潮相一致”——解释了为何孙悟空“高度的英雄性格与高度的喜剧性格的统一”。

林先生对孙悟空性格形象的生活基础和精神内涵的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如他解释孙悟空在取经前后武力手段为何天差地远时，以童话性来说明：“儿童的想象常常只是相对于一个具体的情境而出现的，因此哪怕是对同一个人物的想象，也可能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完全矛盾的现象。这在童话中往往可见。”如此解说，虽别开生面，但细细思索，却是入情入理，恍然大悟。

林先生的《<西游记>漫话》成书于八十年代末期，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已接近落幕，《西游记》又是先生偏爱的文学作品。天时人和皆具，本书可谓是真性情的产物，因而读起来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不时涌现的生花妙笔，惊人洞见更带人以知识的享受，值得读者“细细德阅读慢慢地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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