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英译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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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英译研究的现代意义

Modern Significance of Studi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四川大学 朱 徽

摘要：汉诗英译经历了数百年历史，至今仍在继续，包括了中国诗歌史上具代表性的诗人与诗作，为在西方和世界上传播中国思想文化，弘扬中华文明，沟通与增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很大作用。现当代西方译论极大地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新颖的研究方法，深化了翻译研究的内涵，成为构建“翻译学”的重要支柱。本文试图运用当代译论的一些重要观念及方法，从历史进程、权力关系及社会文化等诸方面揭示对汉诗英译研究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汉诗英译 当代译论 跨文化 现代意义

一、描述性研究与译诗概述。由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译论(polysystem theory) 突破了在翻译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规约性和静态的传统方法，将其范围扩展到包

括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等更为广泛的系统中，在当代译坛产生很大影响（Gentzler,2001:114-6）。

同属“特拉维夫学派”的G·图里(Gideon Toury)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提出“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s studies）方法，主张以译本为导向（target-text-oriented），追寻影响翻译过程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因素，以及译作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等，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Munday,2001:111-2），其广阔背景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文艺学或语言学研究模式，突破了沿用已久的“标准（原则）—译例—分析—结论”的单一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翻译的历史回顾和系统研究，给汉诗英译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

二、文化研究与译诗背景。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并上升至主导地位，翻译研究领域形成“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趋势。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力主研究翻译不仅局限于翻译本身，而应将其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联系权力、社会和思想意识，突出翻译的历史环境和文化内涵，将翻译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策略。在文学翻译研究中，彰显在蕴含在原作思想内容中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将文学翻译的实质视为“传播文化资本”（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将诗歌翻译视为“种子移植”（transplanting the seed, 并指出传播过程所依据的三种成分，即：译作读者的需求、文学翻译的赞助者（或倡导者）以及源语与译入语及其文化的崇高地位等(Bassnet & Lefevere, 2001,41--45)；这些都为汉诗英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

三、后殖民主义与英译汉诗经典化。在当今的学术理论界，一批出身于第三世界国家又融入欧美学术界的理论家如赛义德(Edward Said)、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尼南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等倡导的后殖民主义文论和译论广受关注，产生很大影响。他们关注前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揭示两者之间在语言、文化和翻译等方面的“权力失衡”（power imbalance）, 认为前殖民者所操西方主要语言是“霸权语言”（hegemonic languages），尤其是英语在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呼吁译者应该警觉至今依然存在的殖民主义思想影响，关注将源语文本译入英语时在思想意识上产生的后果等，主张批判以西方为导向的翻译研究，呼吁在翻译中保留前殖民地的民族文化特色等。（Gentzler, 2001, 177-86)历史上的中国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现当代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汉诗英译同样经历了从弱势文化、平等交流到优秀作品经典化的历程。“经典化”（canonization）是指文学作品经读者的反复阅读，批评家和专家学者的长期研究，最终被接受并确认为具有天才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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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性的经典作品这一过程和方式。近几十年间，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中国古诗的独特魅力，英译汉诗佳作逐渐被“经典化”，进入西方主流文化。

四、“译者隐身”与翻译策略。如上所述，当代译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或文艺学单一模式，力主将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等作为重要因素而加以考虑。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倡导的“异化”策略正是基于英美文化与非英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关注上述诸因素，明确反对在翻译中采取以“译者隐身”（“ invis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为标志的“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他认为，在英美文化中，基于“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翻译理念和方法，所产生的译文虽然“明晰流畅”，却因掩盖甚至抹杀原著中的异国成分，是主流话语对非主流话语的侵略，对非主流文化的掠夺，他称之为“翻译之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因此韦努蒂提倡“异化”（foreignization）策略, 主张在译入语文本中保留异国成份，体现文化差异，在英美文化中彰显非英美文化的特质(Munday, 2001, 145-8)。 应当指出，韦努蒂所揭示的问题及对策，在西方语言文化的框架内尚且如此，在西方世界与中国语言文化之间则更为突出。韦努蒂译论为汉诗英译的策略与技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五、主流诗学与译诗形式。相对诗歌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文化内涵而言，其形式并非是可有可无，或固定不变的。康诺利（David Connolly）在为《翻译研究百科全书》撰写的 “诗歌翻译”（Poetry Translation）词条中指出：诗歌的形式与诗歌的词语一样，它的功用如同能指（signifier）的作用，其所指（signified）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里有所不同，诗歌形式要随着时代和社会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在某种文化或某个时代里具有意义的形式在另外的文化和时代里可能就没有效果了(Baker, 2000,173)。霍姆斯（James Holmes）进一步指出，诗歌翻译有四种基本形式：1、模仿式（mimetic），即译诗保留原诗的形式；2、类比式（analogical），即译诗采用译入语文化中类似的形式；3、有机式（organic），即在翻译过程中，语义自身形成的独特的诗歌形式；4、偏离或外在式（deviant or extraneous），即原诗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无法暗示的形式（Bassnett ＆ Lefevere, 2001, 62）。霍姆斯的四分法更多地是在“共时”（synchronic）视野中，在诗歌翻译领域内具有普遍意义。当我们也在“历时”（diachronic）视野中，回顾汉诗英译的历史，试图研究和归纳汉诗英译的不同策略及其形式时，这样的方法也许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六、跨学科研究的新动向。由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倡导的“综合法”（integrated approach）突破“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研究的传统界线，主张将文化、历史、社会、文学和区域研究等综合起来研究翻译，突显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跨语言和跨文化特质（Snell-Hornby,1995)，这为跨学科翻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开辟了途径。（Munday, 2001: 187-189）在二十世纪的后几十年间，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包括计算机科学、互联网络、信息技术、数据库、语料库、机器翻译、研究中心网站、搜索引擎和网上书店等，对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开发了如《全唐诗》数据库与光盘，许多专题研究网站和信息库涉及诗歌研究与翻译，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当今一些欧美国家的翻译研究，综合计算机科学、数理语言学、文学批评、翻译学和辞典学等多门学科，其“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越来越受到关注。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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