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

2022-09-10 06:03:19   文档大全网     [ 字体: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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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
“诗言志”最初和我国古代社会的颂神敬祖有关,“诗言志”的较完整表述,见于《尚书·尧典》中这段话: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从《尚书·尧典》的成书过程,后世学者推断“诗言志”的观念有可能在周代就开始孕育了,“诗言志”后来见于《尚书》《庄子》《荀子》等我国典籍,“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指出:就诗歌理论而言,“‘诗言志’是开山纲领”。 []

“诗言志”的传统开始起于周王朝的用诗引诗献诗,后转到作诗教诗论诗,孔门诗学观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进行了阐发,在儒家文论代表作《毛诗序》中论述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至此,“诗言志”得到阶段性完整归纳与表述,理论形态基本定型,后被历代诗论家进行丰富的界说和再阐释,后世不断强调和发挥,使得“诗言志”成为贯穿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诗学命题。

古老的“诗言志”要求诗歌表现人的主体胸怀,抒发诗人的情性、志向、怀抱,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的逻辑起点,在我国诗歌理论史上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引导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经典表述,当代诗人和诗评家有必要对它的内涵和特点进行学习,对“诗言志”对我国古代诗论的影响进行梳理,在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时吸取有价值成分。我们首先来看“诗言志”之“志”的内涵。 诗言志

历代论诗开山的纲领是什么?朱自清认为是《尚书·尧典》中记载的舜命夔典乐以教胄子的话: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其中诗言志之,闻一多认为有多重意思。其一是怀抱,即是说诗歌的意义之一就是抒发怀抱。汉人郑玄注《礼记·学记》中一年视离经辨志心意所趣向,也是这个意思。诗歌这一文体,其抒情功能由此得以奠定。《毛诗序》中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段话,已经把诗歌的抒情功能充分地凸现出来了,成为了的内在动因,历来引用者众。可以想象,后来陆机在张华的影响下于《文赋》中提出诗缘情应该也是依循这思路,并朝前迈进了一大步——抒情成为了诗歌首要而本质的功能。在陆机之前,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可以说是诗歌的功能阐释从过渡到强调的一环吧。

开山纲领中诗言志之,先秦两汉人认为也是记录、记识事物的意思。汉人郑司农在《众》中注《周礼·春官·小史》掌邦国之志一语说: 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 这种理解,在《孟子·离娄》中可以找到支持: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很明显,孟子认为诗这种文体是具有记事功能的(《春秋》是史书,其功能毫无疑问是记事:孟子说它是继而来)。事实上,汉人认为《诗经》三百零五篇,几乎篇篇都可和历史上的人与事联系起来,即使是中那些现在看来


明明纯粹是抒情的篇什,也担当着叙述、记录某一历史事件的功能。譬如,现在看来完全是女子戏谑情人的《郑风?褰裳》《毛诗序》说:《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郑玄《笺》则蛮有把握地说:狂童,谓突与忽争国,更出更入,而无大国正之。呵呵,忽突争国之事,与《褰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嘛,怎么弹着花子扯,也无法把二者扯上关系呀。

那么,汉人是怎样把这抒情和这具体叙事扯上关系的呢?其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原来,诗歌抒发怀抱的抒情功能,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受到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教条的严格限制——诗,一直处于其社会政教功能的庞大阴影笼罩之下。《毛诗序》这样叙述诗的政教功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将个体抒情与叙事联系起来的内在文化逻辑,则是: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唐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言天下之事,亦为一人言之。

看看吧,在先秦两汉人的文化中,一国之心就是这样替代、驱逐了一人之心换句话说,一人之心只有被转化、同化成合乎礼义的一国之心,才在理论上获得了成为怀抱的可能,才有资格被抒发。对于像《褰裳》这样的被夫子删定的当时人们之所以不肯或者说不敢承认其纯粹的自我欢娱性质,而是非要譬附在突忽争国这样的历史事件上不可,也就勉强可以理解了。

正因为如此,汉语诗歌的源头性阐释中,并不存在什么抒情与叙事的功能分野。从好的方面看,它要求诗歌写作将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要求此一世界与一个更广大、开阔的世界进行有效交流。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有强迫性的味道,甚至可以说有隆重的文化专制阴影,一个字,既缩减了二者的方法论差异,又诡异地将二者归并在一起。

情的丰富性可以永远被这样被劫持吗?当然不会。后世的诗人,甚至不惜用极端的方式来对志或怀抱作出另一番阐释。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宫体诗(尤其是其艳诗部分)的发生、发展及其衰亡,当别有一番兴味。但不管如何,古典汉诗传统中,这种阉割式的对的要求的源头性在场,必然会带来一些情感形态上的结果。譬如为什么古典诗词那么沉湎于悲慨而绝少欢娱?为什么它和西方诗歌源头(如荷马史诗)相比,几乎看不到那里反复强调的个人的尊荣?面对时间这一诗歌母题,汉语古典诗词为什么总是一味虚无,听任个人主体性被无差别消泯,而歌德,却会发出让时间停留下来的强大吁请?……林林总总,从源头性的对诗言志之的理解这里开始梳理,经过一番跋涉,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躲躲闪闪的小径。

甚至,在汉语新诗的社会命运中,也可以依稀见到那种阉割式的对的理解的幽灵,只是发难者,借用了一些新时代的时髦外衣而已——不足百年的新诗历程中,诗歌的现代性屡屡遭到这一幽灵袭击的事件,可以说绵绵不绝。就是当下,不是还有人要求诗歌必须回归人民,要求诗人必须写群众看得懂的诗吗?唉,那是怎样的人民呀!事实上,一人之心被同化成一国之心的潜在要求,那种将社会政教功能完全凌驾在诗歌的诸种文体功能之上的想法,恰好是与新诗的现代性内核——人的主体建设背道而驰的。对于意识经验类型仍然处于那阴影中的人,我的建议是:请购买时光穿梭机,然后赶紧行动,回到先秦或两汉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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