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整理〗牛汉《我的第一本书》解读何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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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我的第一本书》解读

何璋

牛汉是一位诗人，解读诗人的回忆性散文就要分析出一种诗意的狂想和浪漫。因为，对于诗人来说，生活就是无数个被诗化的意象。

诗人在童年的影像回忆中，有意识地把苦难意象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并举，甚至形成一种对话模式。其实这有一点像现代心理学当中的意象对话，即通过一种心理安慰来克服有关苦难以及生存障碍的记忆。

我们知道，《我的第一本书》创作背景是2021二三十年代，那时的中国农村贫穷、饥饿、寒冷，而寒冷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还不如理解为牛汉对儿童时期贫穷、饥饿经历的心理图解。因为苦难和天气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关联。

文章中的第一段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我的童年没有幽默，只有从荒寒的大自然感应到一点生命最初的欢乐和梦幻。”理解这句话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童年时期的牛汉，并没有幽默概念，如果单纯是指无食物可以饱腹、无衣物可以御寒，我们大可以追究其用词不当之嫌。那么，作者为何要用“幽默”一词呢？我们把语义还原，幽默是指某事物所具有的荒谬荒唐的、出人意料的、而就表现方式上又是含蓄或令人回味深长的特征。而2021二三十年代在成年牛汉的回忆当中，就是社会、大自然对美好童年一词荒唐的捉弄，它破坏了儿童时期应有的温馨记忆，这个“幽默”满是黑色，牛汉在此说“没有幽默”是对童年生活中的苦难无意识进行成人式的忏悔和反思。第二，“生命最初的欢乐和梦幻”则是真实的童年印象，作为一个孩童，还不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包括抵御饥饿和寒冷。儿童的天性会使牛汉在苦难的夹缝中来展现儿童天真、淘气、游戏的一面。因此，这句话，实际上是成年牛汉和童年牛汉两种身份的并举：一是满含社会责任的批判，二是童年的满心温情。

书在文中实际上是成年牛汉童年记忆的精神寄托和刻意诗化。文章的题目虽然是《我的第一本书》，但我们还要注意区分：我对书的第一印象与我的第一本书。

我对书的第一印象，实际上到：“父亲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大革命失败后返回故乡，带回一箱子书和一大麻袋红薯。书和红薯在我们村里都是稀奇东西。”我们又可以作两种对比：北京大学精神高昂的气息与村里“荒寒的大自然”的对比；书的精神象征性与红薯的物质象征性的对比。但这里，是否存在孰重孰轻的分别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父亲这个北大旁听生在寒的农村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尊重，并因为父亲的“知书识礼”可以使淘气的小牛汉免于挨打（看在你那知书识礼的父亲的面子上，我今天不打你手板了），这是村庄对精神世界的一种接受；其次，牛汉刻意将“书”


和“红薯”并举，而这两样在村子里都是“稀奇东西”，它们的“稀奇性”在于前者是精神意义的粮食，后者是物质意义的粮食，而这两者在养活生命的度量上都不可或缺。“书”在这里是儿童奇思妙想的寄托——“我不认字，只认画”。“红薯”则是苦难记忆中对人们空荡荡的肠胃的安慰。因此，“书”与“红薯”在生命的天平上达到了一种诗意的均衡。

而我的第一本书，体现出求知过程中的“撕裂”和“修补”过程。第一本书的出场是这样的“简直是一团纸。书是拦腰断的，只有下半部分，没有封面，没有头尾。”其实这已经不能算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了。何以如此？贫穷与苦难。儿时的伙伴——乔元贞，因为家里买不起书，而没有书就上不成学。所以出于友谊和儿童那毫无瑕疵的心灵那同情的本能，牛汉对乔元贞进行了知识的共享与平分。这种分享，感动了读者，感动了父亲，也使父亲意识到村庄教育的艰难与困境。于是他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巧妙地将两半截书进行修补和复原。这次的修补使牛汉拥有了生平的“第一本书”，乔元贞有了生平“唯一的一本书”。虽然这两个有 “出息”的孩子最终结局不一样，但在充满辛酸苦难记忆的童年感受到了一种亲情、友情的力量，使苦难在心灵中造成的“撕裂”得到一次复原。

前文已经强调过，牛汉的诗人身份。作为一个诗人，牛汉深知书是生命重量以艺术方式呈现的途径。纵观全文，牛汉总在诗人与非诗人两种身份中不断出入，苦难是客观的，生命需要“红薯”的养活，同时又不停地将苦难中的一切诗化，诸如儿童时期那个看晒小麦时的场景，“新打的小麦经阳光晒透发出甜蜜蜜的味道，非常容易催眠和催梦”。在这金黄的童年梦幻中，铺垫了有关书的传奇和对苦难创伤的修补。与书有关的友谊、求学、亲情这些生命的养料都如同红薯一样消解了苦难，书的魔力也就再次得到验证：它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知识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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