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的鲁剧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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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苓的鲁剧审美

从《孔繁森》《任长霞》到《南下》《沂蒙》，赵冬苓的鲁剧经典无一不是有着大时代、大背景的小人物的故事。

赵冬苓极少把玩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她所感兴趣的是对人生、命运和历史的终极价值进行追问：而这与鲁剧题材厚重、方正大气的特质不谋而合。

从苏联式审美到“大时代、小人物”

从讲述济南故事的《北方有佳人》伊始，赵冬苓便用“大时代、小人物”体现着她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历史的审慎。

1987年，写小说的赵冬苓进入山东影视制作中心，开始了编剧之路。此前她一直认为小说是更纯粹的文学形式，但山影厚重大气、注重原创的氛围使她发现了剧本创作的魅力。与山影合作的20余年中，赵冬苓写出了《孔繁森》、《任长霞》等编剧作品，而《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南下》、《沂蒙》、《中国地》、《北川重生》等影视剧，也无一不是有着大时代、大背景的鲁剧经典。

“鲁剧的一个特点是在历史和社会视野下描写普通个体的故事。我认为这种叙事永远不会过时，但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角度，如果说有什么是我自己一直在坚持的创作理念，那就是我每次都尽可能写出每个小人物的处境和冲突。”

趙冬苓自言是“在西方经典名著和苏俄文学的哺育下成长的”，因此西方文学中对信仰和人道的追问、俄罗斯文学中悲剧的庄严感和苏联作品里的理想主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个人审美。曾经有人看了她的《沂蒙》后，评价说是典型的古希腊戏剧结构，她对此很认可。 赵冬苓说：“我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也不喜欢做婆婆妈妈的题材，我的知识结构、爱好决定了这一点。”她所感兴趣的是对人生、命运和历史的终极价值进行追问，而在雷剧横行的市场背景下反而更用力的认真写作，这是她“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我一直在反传奇”：赵冬苓的笔下没有坏人，只有小人 1995年，由赵冬苓做编剧的5集电视剧《小小飞虎队》曾在央视播出，收视率和重播率很高。2021年，在导演钱晓鸿的提议下，赵冬苓把过去的故事扩编成为现在的《小小飞虎队》，再次搬上了央视荧屏。

只不过，赵冬苓将新版的主角从原来号称机灵鬼的虎子，换成了又笨又胆小的大壮，以一个不被大家看好的孩子从懦弱到勇敢的成长过程贯穿始终。“小小飞虎队”没有成人化的英雄劲头，他们没开过枪、没杀过人，抗争也充满童真。在当今抗日神剧魔幻化的现实中，简直让人担心收视率。

“我一直在反传奇。”山影第一任“掌门人”王汉平曾在采访中说“跟风的作品，死也不拍”，而作为山影元老，赵冬苓有意在作品中反主流而为之，即便是主旋律作品，价值立场也大多从个体出发。 《我的父亲母亲》中，50后夫妻陈志和张翠花没有熬到金婚，不仅如此，离婚的段落还被赵冬苓写成了一场“欢乐颂”，“这段离婚我是按照人性解放的华章来写的，我总是以一种比较怜悯的目光去看待这世界上所有的挣扎。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在挣扎？挣扎着生存，挣扎着成长，挣扎着去经历很多事情，看每个人怎么去战胜自己的命运。”

唯因如此，赵冬苓几乎没写过坏人只有小人，即便抗日剧中的鬼子也写的庄重严肃，《红高粱》中的塚本就是从爱国理想主义者一步步走向恶魔的。 情怀和商业： 挖掘新鲁剧力量

赵冬苓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写作。“剧本一旦写起来，每天至少要写一集，一万多字，完不成这个任务，不仅有合约的压力，自己心里也过不去那个坎。”做编剧不仅是个超强的脑力活，也是个体力活，这两年每完成一个大的剧本，赵冬苓就会病好几天。

“这两年电视剧市场对商业性的要求确实提高了不少，也迫使编


剧除了追求社会效益之外，探索如何增加电视剧的可看性。”赵冬苓一直在尝试情怀和商业规律的调和，而在最近的创作中也力图每部作品都添加一点新的尝试，《红高粱》迈的步子更大一些。

她为九儿增加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初恋，将县长朱豪三写的有血有肉，甚至连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都变得更加人间烟火。早前赵冬苓曾被评价为编剧第一人、最懂中国女人的编剧，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一向方正大气，但塑造九儿时，她借鉴了《甄嬛传》和美剧《傲骨贤妻》的人物形象，这些女性“三观不正“，但却是生活在真实生活场景中的真实的人。

“单纯写宫斗不值得我们学习，但这种独特的书写历史的方法却值得学习。提起鲁剧，观众都会想到厚重大气，鲁剧应追求风格的多样化，适应市场和年轻观众的期待。《甄嬛传》脱胎于网络小说，其实鲁剧也应多挖掘一些优秀的年轻网络写手，形成新的鲁剧创作力量。”赵冬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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