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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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甲午海战持续了七个月，清军死亡三万多人，北洋水师覆没，中国战败。交战双方的主要将领多为严复留英的同学。1886年，刘步蟾等率领“定远”、“镇远”访问日本时，日本举国震惊，以为如果交战，日本必败。但八年之后，战败的却是中国。严复半夜“起而大哭”。中国被向自己学习了一千年的一个学生打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从向中国学习开始的，当时他们读的最起劲的一本书就是《海国图志》。战歌败仗不是北洋水师之败，是整个大清朝、是系统工程的失败。甲午海战前几年，北洋水师的战舰是世界一流的，维修更新跟不上，20-40%的炮弹打不响，后勤服务跟不上。

严复的第一篇文章《论世变之亟》：“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

他痛心于中国的种种弊端，总结为：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他认为中国要改变，关键在于士大夫的改变，即改功利心为公心。

北洋水师学堂位于天津，严复是后来的校长。它编辑教材，用外文上课。 染上鸦片瘾，开始了“伟大的翻译事业”，译介西方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工程。几乎是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的它是，严复完成译著《天演论》，为中国走出中世纪做了思想上的启蒙，他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道理介绍给了中国人。《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它是英国学者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中国人在这本书中读到了“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直接戳到了这个民族的痛处。

严复早年就读的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是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的早期实践，严复与甲午战争中的几个管带如刘步蟾、邓世昌、林泰曾、林永升等都毕业于这所学堂。学堂传授西方的新学，代数、几何、重力学、电磁学、光学、天文学、热学、地质学、航海术等等，这些被当时的中国人瞧不起，称为“末技”。但“末技”奠定了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基础。

在英国留学期间，不断思考为何外国事事胜出。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在英国遇见了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郭嵩焘和左宗棠等同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但郭也看到了洋务派的局限，他把只知道买大炮、购军舰，而轻视政教、法律、意识形态视为舍本逐末。

严复以它的著作和译著震惊了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严复举国敬重，俨然是维新派的精神导师。很多大人用“竟存”、“天择”等词给小孩命名，胡适的名字“适之”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严复根据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严复据此“做”了一步《天演论》，他借介绍赫胥黎的机会，介绍了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他介绍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达尔文主义，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竞争。严复感兴趣的不是自然进化论，而是社会进化论，而达尔文没谈，赫胥黎没谈，只有斯宾塞谈了。

《天演论》融汇了东西方的学术思想，是反省中国历史文化与现状的结果。《天演论》确定了严复中国百年启蒙思想家的地位。面对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严复抓住了蕴含在西方思想中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他译著的文字都有一个指向，如何使中国人凝聚，使这个“群”富强起来。群体的生存机会要比个体大得多。主张从文化下手，首先要“开民智”。


严复看到，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体系是在各自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文化赞扬忍受、宁静、回避冲突，服从纲常而害怕维护人的生命的活力，而西方却不同，严复至少发现西方思想中两个秘密：第一，主张充分发挥个体的能力；第二，将个体的能力导向为集体服务。要改变“狱于君主”，就要将西方文明的根本拿来。《群学肄言》就是现在说的《社会学研究》，早在1881年严复就读了此书，主张民智、民力。民德的结合，从1897年，他用6年翻译了此书。

他对西学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戊戌变法持续了103天便戛然而止。

严复的翻译是具有开创性的，今天人们熟悉的“数学”、“逻辑”、“乌托邦”等词就是“严译”带给我们的。

他还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称为《原富》。《国富论》讲什么？即“利己”。亚当斯密解释了“利己主义”的活力，认为只有通过解放个人的活力和能力，才能让国家富强。它和我们今天说的“自私自利”是两码事。他告诉国人，这种利己能激发人的潜能并导致富强，应尊重这种推动人类进步的天性。而中国千百年来都是家天下，讲的是“克己”，服从的是纲常，培养的是奴性，这样的民族如何应对世界之大变局呢？

1893年翻译《论自由》，他翻译成《权己界限论》，他认识到中国很大的问题就是民权利和公权利的界限不分。1909年它翻译的《法意》（即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这个著作最大的价值在于揭露了一个专制政体的本质，在这部著作中，严复再提“民权”思想。严复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主张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他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是我们今天所忽视的。严复关注这个国家的出发点和归属都在于人。震撼中国人还是严复的思想，他理解了西方的思想，他了解中国的社会，他的思想是结合中国的实际的。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沿传至今。但他自己却没做到“信”，他是创造性的翻译。

他是第一个公开提出废科举的人。他已认识到，中国要真正赶上西方，唯有教育入手。建议废除八股，改革教育模式。他认为，科举制度是毁灭人才的制度，是扼杀创造力的制度。严复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的人，他以为，要三者并重，为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自强之本也”。

1905年，严复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并于次年任校长。它亲自绘制教学蓝图，为新式教育谋划为高等教育扶正方向。1912年严复任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监督兼文科学长。严复提出的办学原则是：不能“全中”，也不能“全西”，而要“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到蔡元培主政北大时，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

清朝国乐《巩金瓯（ou）》是严复根据皇室乐曲填词而成。

他提出废君主、废科举等，为的是改革中国时弊，进行循序渐进式的变革。 袁世凯做了83天的洪宪皇帝。

严复反对大改大革，主张渐进革新。

晚年严复身心遭受双重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身心崩溃，杀人无数，这难道就是进化论吗？他原以为他介绍的西学可以拯救中国，却不料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他自称他对西方也是“一知半解”。

其实我们今天都认为斯宾塞（严复一度最崇拜的人）的进化论实际是一种庸


俗进化论，什么弱肉强食、丛林法则，都是西方在一个阶段所犯下的错误、罪行，而今天是要被重新审视的。我们今天是主张一种全球的融合，文明的对话，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不歧视，相互的尊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晚年的严复主张要在道德上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树立国民人格和国民精神。他的一生既批判传统的糟粕，更呼号保留传统的精粹，更可贵的是，他明确指出：“四子五经，故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而这至今都是中国文化的重大课题。



伟大的思想是靠长期积累的：康德之后是黑格尔，黑格尔之后是马克思，才有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学说。

严复的墓碑上没有“北京大学校长”、没有“总统府顾问官”的题词，而是他自拟的“清侯官严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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