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与皎然诗论中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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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与皎然诗论中自然观 一

《诗格》中所体现的“自然”可以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发兴之自然，兴之所至时情感的真切自然表露，即“起于无作，兴于自然”。在此王昌龄强调诗情的自然发生与诗意的自然表达，反对为赋新诗苦吟强做。对此，有学者注意到“王昌龄对‘发兴’到‘用意’都有‘须放情却宽之’‘专任性情’的表述，甚至用‘任睡’的有趣描写来强调‘发兴’的自然。”，从“发兴自然”的观点出发，王昌龄提出了“意好言真”“不傍经史”的诗歌创作准则。根据这一标准，王昌龄认为做诗如有真意真言则不必苛求对仗工整，“不论对与不对，但用意方便，言语安稳”即可书之成诗。又如《诗格・卷一・声调》中“语不用合贴，须直道天真，宛媚为上”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与语言声律的'工整对仗相比，诗歌真实天然的情感内质更为重要，只有用意的真切自然方能成就诗之高格。王昌龄以“代降其格”的史诗观，认为先秦诗歌简约格高一句见意，最能体现情感的天然本质，乃后代诗歌望尘莫及，如其所言“古文格高，一句见意，则‘股肱良哉’是也。其次两句见意，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也。”而如“青青岭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弦一何盛，松枝一何劲”“此诗从首至尾，唯论一事，以此不如古人也”。在《论文意》中王昌龄对于曹子建等诗人的诗作评论颇高，称其“气高而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不傍经史”，打破了儒家诗学中“宗经”“征圣”的观点，诗人所作之诗是兴来之时超越了理智归训、外物束缚的开阔胸襟和独特情感的自由表达，这正符合慷慨激昂的盛唐气质与雄浑壮阔的时代特征。

此外，《诗格》中的“自然”还指诗中所借景物的自然描绘，即从诗法的角度，追求诗歌创作技巧的“不难”与“不辛苦”。所谓“不难”“不辛苦”，用王昌龄的话来说就是“绝斤斧之痕”，“宛而成章”,摒弃人工雕琢，不见斤斧痕迹，以朴素的诗歌形式直道诗歌情感意蕴。但弃绝人工并不意味着王昌龄论诗只重诗意真实质朴而不重物色描绘，他在《诗歌・论文意》中就提倡“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只是与物色相比，诗歌的意义更为重要，“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空言物色，虽好而无味”。并且，物色有天然与假色之分，天然之色乃人工五彩远不可及。因此，在谈到诗歌中景物描绘时王昌龄特别推崇谢灵运《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称之为高手之作，最能体现“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创作原则。与之相比小谢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则是“皆假物色比象，力弱不堪也”。 二

“盛唐诗歌，是以追求‘雄浑’与‘秀丽’为主，并由此而创造了兴象玲珑的诗歌意境，其突出特点是：天然浑成，清秀自然，表现出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而中唐诗歌则注重修饰锻炼，体现了中唐诗人对人工之美的刻意追求。”清人叶燮曾指出：“中唐贞元、元和之际，是古今文运诗运的一大关捩，此前，‘诗运如登


高之日上，莫可复逾’，此时，‘群才竟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唐百家诗序》)。王昌龄诗论中的自然观是与盛唐诗歌创作特点密切相关的，随着盛唐以后诗之格调声情的转变，“笔补造化”思想的渗入，诗论中自然观的内涵与盛唐相比较也发生了变化。 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整，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皎然反对尚朴而废典丽，重天真而拙于苦思的看法，以为诗之自然应是自然与纹饰的巧妙结合，是“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的。将自然与艺术法则相统一，就要求作诗之人能够纯熟的运用诗歌的创作技巧，而又不受规矩定势的囿限，以最终获得自然无痕的审美效果。“诗中之仙”与“拘忌之徒”的差距就在于能否做到“虽有声律而不妨作用”(《诗式・明作用》)。真正的高手，是在深入的掌握了艺术规律之后，游刃有余于艺术技法规则之中的，诗中法度是合乎自然之数的，由“委屈”而臻于“自然”。李壮鹰认为，“这也正是道家所谓‘既雕且琢，复归于朴’的意思”，“这种人工熔炼后的自然，就表现出一种悠游不迫、含蓄蕴藉的风调”。其后司空图“妙造自然，伊谁裁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显然是受到了皎然诗论的影响。 三

将王昌龄与皎然的诗论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二者论诗都推重谢灵运，但其侧重却各有不同，选取部分诗论以作分析：

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如此之例，皆为高手。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如此之例，即是也。(王昌龄《诗格・论文意》)

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皎然《诗式・文章宗旨》)

两重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皎然《诗式・重意诗例》)

王昌龄推崇谢灵运是因其诗歌中“清水芙蓉”般的真实物色的自然描绘，质朴天然不假修饰;皎然同样称赞谢诗之“自然”，但这种自然并非王昌龄所谓的与假物色相对的自然，而是“尚于作用”之后的“自然”，即经过人工打磨而又不见痕迹的“至丽之自然”。前文已有论述，皎然对谢灵运的诗歌称赞极高并不是将其作为诗之质朴之典型，而是称其能作用而又能使诗歌达到浑化无痕的境界。皎然所称赞的“自然”不是不思而得的纯粹客观的自然，而是经过诗人苦心立意，刻苦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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