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经译者地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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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经译者地位研究

作者：焦育玲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9期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9--01

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汉魏西晋时期是我国佛经翻译的初创期，经过东晋南北朝的发展，隋唐时进入了佛经翻译的鼎盛期。初期的译经活动规模不大，译经的数量也不多，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通过操控佛经翻译，“以达地位宣扬、强化国家统治的目的”（汪娟，1991：4）。朝廷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事业，因此这一时期译经的数量和质量都空前绝后：从581年到811年译出的佛典总数达431部，2421卷，分量空前。唐代译场从629年到811年历朝相沿，前后主持译事的译师达26人。隋唐时期的本土译师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彦琮、玄奘、义净三人。彦琮提出了“十条”、“八备”，丰富了中国的译学理论。其“十条”强调了佛经翻译的标准，而“八备”规定了译经人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玄奘译经，熔“文”、“质”二者于一炉，直译意译，存乎一心。在翻译理论上他创立了著名的“五不翻”理论。义净在佛经翻译上坚持直译，不过，在翻译的同时，他在原文下加注说明，大大弥补了直译晦涩难懂的缺陷。佛经汉译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目的，而且带来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佛典翻译扩充了汉语词汇的宝库、丰富了汉语的构词方式、加速了汉语双音化进程、促进了汉语口语化，同时对中国文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佛经翻译史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大规模翻译活动，而隋唐又是佛经汉译的高潮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最具代表性，而译者作为佛经汉译的主体，更加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一、译者的身份

隋唐时期，佛经翻译译者一这群体的身份主要是僧侣。在译场从事译经活动的僧侣修道佛门、博通经论、造诣颇深；在佛法实际行履方面修持有素；而且通晓汉梵双语、译技娴熟，其中很多都是朝廷钦定的法师。一些译经大师自小聪慧过人，对佛经要义一学就通（有的甚至不学自通），能够“透过繁复的文句，体会其精神实质”，例如严琮、义净、玄奘等。

隋唐时期佛经翻译，可谓人才济济。译者各个都有具体的分工，各司其职。译者之间又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三月三月己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将事翻译。乃条疏所须证义（与译主评量梵文）、缀文（整理记录，使之成句）、笔受（将译主颂出的外文记录下来并转录为汉文）、书手（记录）等数。……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季羡林，1985：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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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艺娴熟的佛教僧侣译经之外，皇帝还委任朝中高官如中书令、尚书、中书侍郎等来帮助润色译文。 二、译者的地位

隋唐时期，不论是皇亲国戚以及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尊崇佛教，对佛学大师更是顶礼膜拜。《宋高僧传》（赞宁，1987）第一卷就介绍了唐朝32位佛经译者，像义净法师、玄觉法师、寂寞法师、不空法师等。其中最有名的三位当数玄奘、义净和不空。由于他们为佛经翻译作出了突出贡献，通过翻译和传播佛教教义帮助统治者稳固了权力和地位，他们也因此获得了皇室的喜爱和推崇。比如，玄奘译经，唐太宗便热情的出面资助，还在《宏福寺施斋愿文》中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还两次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又如，义净从印度回到京都长安时，武后亲自到东门外迎接，把他安置在佛授记寺内。（马祖毅，1988）武则天的儿子中宗继位后也对义净宠爱有加。705年，他亲自为义净新译佛经写序（王邦维，1995）。706年，唐中宗又命令在大荐福寺内专辟出一所翻经院，作为义净从事翻译工作的地方。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隋唐时期译经大师地位之高。 三、译者的群体性

在起始阶段，佛经翻译是一种私人行为，只有两个人从事翻译活动：一个人懂梵语，另一个懂汉语（季羡林，1985：1-139）。但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增加，许多著名的译场相继建立，甚至在当时的首都长安也修建了很多译场，最著名的包括弘福寺、慈恩寺、玉华宫。这样佛经翻译就由以前的私译转为官译，由个人行为逐渐过渡到群体行为。

隋唐时期的译场都是由译主主持的，译主为全场主脑，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其他译员各有其职。佛经翻译需要译主和其他译员的合作才能完成。虽然是合作，但译主与译员却是上下级关系。译主对整个佛经翻译过程拥有绝对的决定权。这就使得隋唐时期各个译场译主的翻译思想、策略代表了整个译场译员的翻译思想、策略。当时的译者也因此具有明显的派别和群体性。

四、结论和启示

通过对隋唐时期佛经翻译译者的身份和地位研究，不难发现，当时的政府和宗教文化推广力度是推动佛经翻译和进行大规模翻译活动的主体力量。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作为佛经译者，其社会身份和地位得到了保障，并且有相对丰富的经历来源。而互联网时代的译者，在语言交流空前繁荣和计算机辅助翻译高速发展的夹击下，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翻译学和译者想要有充足的发展，除了抓住“文化走出去”这个时代战略之外，还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投入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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