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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末民初的日书汉译热潮浅析
作者：王莹
来源：《文存阅刊》2019年第02期
摘要：在近代中国处于西学东渐转换期的重要时期，外文书籍汉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开始学习西方，不断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作为主要的翻译对象，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译著。至20世纪末期，中国的翻译史呈现出三个高潮。分别是后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明末作为基督教传教活动的科学翻译以及晚清的西洋学翻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所翻译的日文书籍在当时中国所译的外文书籍中是最多的，出现了首次日文书籍翻译热潮。19世纪末之前的译书多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等内容相关，到了20世纪，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律、政治、教育、历史等的书籍占了大多数。 关键词：清末民初；日书汉译；热潮
翻译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一直作为社会交流手段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书籍的翻译，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可以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另一方面，翻译本身和时代以及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时代的变迁影响着翻译，翻译也在反映着历史，不同时期的翻译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开明人士对译书的大力倡导 1.清末官僚力主翻译日文书籍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了当时的清政府和老百姓沉重打击，以此为契机，中国将目光投向了明治维新后大步迈向近代化的邻国日本。在辛丑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共有三次共同上奏，上奏内容提及全国大范围改革良策，最后一项则是提议“多译东西各国书籍”。在该项内容中，张之洞等人提及，今日如果要借鉴各国法律，就理应多译外国的政治、学术的书籍。他大力提倡翻译万国法律类的书籍，并提出了三个具体方案，其中最为重视的就是以外国公馆为中心进行外国书籍的调查及翻译。在驻外公馆中，张之洞等人最重视的是驻日公馆，他主张进行翻译时，须增加随员和学生的人数，扩充经费，译书成稿后，应立即寄送回国刊发。在有关日本政治类书籍中，张认为，这其中既有自创的，也有欧美泊来的，将欧美书籍内容稍作修改以适应社会需要的也不少见。可见，当时朝廷以张之洞等官僚为代表，不仅重视日语翻译的便利性，更看重的是日文书籍本身的意义，认为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2.维新派先进知识分子的鼓吹
另一方面，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在《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摺》中，提出“日本昔日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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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强而胜我也。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亦亟变法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则以吾之大在，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强可倍速于日本也”。梁启超也大力提倡日文书籍的翻译，“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
二、设立翻译机构和东文学堂
国内外文书籍的翻译出版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已开始，但直到19世纪末，主要是以欧美的书籍作为翻译对象，来自英美德法的书籍多达70%以上，其中大多都是对于英文书籍的翻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文著作的汉译仅占到15%左右。《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数据显示，1660年至1867年的200多年间，日文书籍的译著只有4种，而1868年至1895年也仅有8种，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对于西洋书籍的翻译比较盛行，培养翻译人才的机构也相继成立。
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后，第二年开设了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1872年增设了德文馆。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增设了广方言馆，同时开设了英语和法语两馆，致力于外语人才的培养。1876年，江南制造局附设了翻译馆，也主要是以西方书籍为中心来翻译。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对于日文书的翻译与西洋书的翻译相比，不受重视。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96年，京师同文馆增设了东文馆，预示着日文书籍的翻译开始受到重视。此后，在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设立大同译书局，其翻译对象“以东文为主， 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将翻译的重点放在了日文书籍的翻译上。1898年，近代中国的农学家罗振玉得到了藤田丰八的支持，在上海开设了东文学社，培养了如樊炳清、沈纮等大批日语翻译人才。除此之外，国内接连开设了福州东文学堂（1898年）、杭州日文学堂（1898年）、泉州彰化学堂（1899年）、天津东文学堂（1899年）、厦门东亚学院（1900年）、北京东文学社（1901年）等教授日文的学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书翻译热潮的到来。
三、日文书籍翻译的种类和分布情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所翻译的日文书籍在当时中国所译的外文书籍中是最多的，出现了首次日文书籍翻译热潮。19世纪末之前的译书多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等内容相关，到了20世纪，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律、政治、教育、历史等书籍占了大多数。
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记载，在1898年至1911年间，中国所译的日文书籍合计达到了958种，其中综合类8种，哲学类32种，宗教类6种，自然科学类83种，应用科学类89种，社会科学类366种，中国历史、地理类175种，语言类133种，美术类3种。在翻译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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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方面，社会科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以及文学等均有涉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的译书合计达到778种，占总数的81%。 参考文献：
[1]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2]谭汝谦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M].北京：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3]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4]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作者简介：
王莹（1978年—），女，汉族，江苏镇江人，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日近现代史、日本文学及文化。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ab31f836f605cc1755270722192e453611665bf8.html
2023-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