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第五回“梦游幻境”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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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第五回“梦游幻境”之“梦”

作者： 高添璧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旬刊》 2012年第6期



据学者统计，《红楼梦》一书中有大大小小直接间接的梦的描写三十余处，更有人不厌其烦的将其中的梦分为奇梦怪梦、长梦美梦、似梦非梦、痴梦惊梦等十多类，但不论所写梦有多少，分类方法如何，小说第五回中贾宝玉游太虚幻境之梦绝对是梦中之重。从宏观上看此梦点明全书意旨，总呈情节走向，着实意义非常。小说第五回之梦很明显地带有元以来度脱剧的色彩。所谓度脱剧，其模式大致为有仙佛之缘却沉沦于红尘之人受神佛指引，而神仙们多以幻出某些梦境为手段，让所度之人历尽种种兴衰荣辱之后，或乐极生悲，或百无聊赖，从而最终发现所求之一切不过是眼底风花、浮世云烟，此后大觉大悟，入佛入道，解脱认识痛苦。仔细分析第五回之梦，其过程亦大略可比附这个模式，即本为仙界神瑛侍者的贾宝玉受警幻仙姑指引，入太虚幻境，历尽风月之极乐，而最终欢情烟灭，堕入迷津，但结果却完全叛离度化初衷，贾宝玉不仅未能领悟仙姑“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的深意，反而更耽风月，甚至强袭人同行云雨之事。为何本意为度化之梦却引逗了情思、几成春梦？这其中因由又说明了什么？当然，从总体的结构来看，纵然游太虚幻境一梦极为重要但仍不过是全书多梦之一，而度脱剧或是该类型题材的作品则大多全书即为一梦，因此出于行文发展的需要，幻境之梦也不能完全度化宝玉，否则《红楼梦》岂不成了五回之书？这显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我看来，产生这个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曹雪芹思想意识的独特性。之所以说曹雪芹的思想意识独特，主要是因为其在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的同时又显现出超越性的一面。

首先，曹雪芹的思想意识受当时社会背景、时代精神的影响，呈现出崇尚天然与真美，淡泊功名和礼教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潮对当时的文学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阳明心学虽然并不否认“圣凡之分”，并未突破程朱之藩篱，但他认为人人天赋“道心”和“良知”，肯定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并且认为工商从业者并不比士农低贱，正如其所说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样的一种思想发展至其后学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那里，则产生了某种鲜明的平民意识，即“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为之异端”。同时泰州学派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而良知则是现成的知觉，因此存天理、致良知在某种意义上就有顺应天然之理、顺应本能之觉的意思。而罗汝芳则认为“大道只在身，此身混是赤子，赤子混解知能，知能本非学虑”这样大道全在自身，人生无所不具，那么顺遂自然本性便是成就自然本性的最佳途径。由此，宋明理欲大防便如“解缆放船”，被自然人性所突破。这样的一种顺应天性自然，承认百姓日用人欲合理的思想潮流其实深深地影响了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例如，李贽崇尚天然、本真，他提出了“童心说”，认为童心就是真心，而“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即如果没有真心，那么文辞话语便没有依据，从而也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同时诗文创作还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牵强矫揉是创作不出佳作的。汤显祖也主张顺应天性，人欲合理，从而冲破了宋明理学对情欲的束缚，提出了“主情说”，即“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他肯定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袁宏道也强调文学创作中真情实感的重要性，他在为弟弟袁中道诗集所作的序言《叙小修诗》中赞叹小修的诗文“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倾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他认为好的诗文是个人真情感和真性情的流露，当有真情实感之时下笔才不会滞碍。由上可以看出晚明清初之际尚情尚真尚天然的文学思潮极为盛行，而生活在这个时段前后的曹雪芹，其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曹雪芹的这种思想意

识使得他笔下的宝玉成为一个具有赤子之心，崇尚真美，淡泊功名而重视心灵交流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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