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学创作的通俗化与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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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文学创作的通俗化与民族化

作者：马志伦

来源：《文学教育》 2014年第2期



马志伦

内容摘要：通俗的文学是大众化的文学，但并非是要让文学流行化，流行化的文学只以消遣和娱乐为宗旨，忽视或者减弱了文学的认识、教育与审美作用；通俗的文学又是民族化的文学，不仅反映民族生活，还有民族语言和适合民族欣赏习惯的表现方式等，更有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因而具有耐久性。

关键词：通俗 流行 民族化

以创作风格通俗化而著称的作家赵树理在谈到《三里湾》的创作过程时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三里湾〉写作前后》）所谓“传统的那一套”，就是运用人民群众所习惯所喜爱的语言和艺术手法，来表现他们的习俗和心理，因此造就了赵树理朴实大众的通俗化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之林中独树一帜。高尔基说：“一切出色的东西都是朴素的，它们之令人倾倒，正是由于自己的富有智慧的朴素。卢浮的维纳斯，正是由于它的朴素才是最完美的，像这样生气勃勃的女人，也许世界上就从来不曾有过。这就是艺术的奇迹。”（《给瓦·吉·李亚浩夫斯基》）

朴素的才能是通俗的，不过通俗并不意味着平庸和浅陋，通俗的作品尽管文字浅易，采用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欣赏形式，但仍然可以它的深邃的思想内容与独具的艺术魅力而成为文学艺术中的瑰宝。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小说以人民生活中的常见故事作题材，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上的再加工，语言不失民间特色，因为对社会生活的见察深微，所以赵树理的作品亦属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

通俗文学力求将它的文字表现大众化，但并不是以此来化大众。有人认为像《欧也

妮·葛朗台》、《战争与和平》和《阿Q正传》等出自名家之手的作品才属于经典的高雅作品，而那些侦破、武侠、言情、宫廷秘闻和私人轶事等内容的作品则统统被划入通俗的范围。既然是通俗的文字，就可以不管文笔的优劣，不管内容的严肃和庸俗与否，这是对通俗文学的误解；有的作品借通俗文学之名来取悦一些读者的趣味，迎合某些读者的欣赏要求，实际上是把文学当作顺应潮流的商品看待，似乎销路越大，拥有的读者人数越多，就显得越大众，将流行代替通俗，这是对通俗文学的滥用。

提倡文学的通俗化，并非是要让文学流行化。通俗化是因为文学的对象始终是人民大众，如果将文学当作少数人才能欣赏的古董，那就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鲁迅《文艺的大众化》）

通俗化才能使文学得以发展，《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清均属通俗之流，在今天就未必是通俗的了，有些地方甚至需要注释才能领会个中的奥义。因此，如果还是沿用那时的语言，搬用那时的表现手法，结果可想而知。鲁迅的《狂人日记》终于成为一篇不朽的名著，而同时代林纾的《荆生》和《妖梦》却被遗作笑柄，证明了文学要接近大众就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通俗化的道理。所谓“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曹植《与杨德祖书》）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两行一节，一节或数节押韵，自然上口，富于节奏，其中大量的比兴都以社会生活中的事例作本，


风味独具；鲁迅的《故事新编》将历史故事改写成通俗故事，形式上推陈出新，又具有借古讽今的作用，这些作品都是文学通俗化的成功例子。

如果将作家创作比作生产者，那么读者阅读作品就是消费者，只是作为消费品的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它并不像一般的食品或者用品，吃完用完以后，它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文学作品还有着看不见的潜移默化的精神作用，其不仅仅是用于精神上的休息，还是指导人们生活的教科书，寓教于乐是文学所必须承担的神圣职责。

而将文学流行化只以消遣和娱乐为宗旨，忽视或者减弱了文学的认识、教育与审美作用。流行化的文学，选择的题材往往是跟风式的，哪怕是涂有各式各样的时髦色彩，结局大都如出一辙，脱离不了模式化的窠臼，表现方法趋于雷同，有的作品还硬套上一个时代背景，而叙述的内容又是游离于这个背景的，显得不伦不类，就像是糖精食品，咀嚼不出本色的味道。《红楼梦》中的贾母看戏，一听到《凤求鸾》之类的戏名，便猜出了其中的全部内容：“无非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一些流行化的作品就像是《水浒传》中的那个混饭吃的洪教头，打的拳路都是花架子，价值不大。

检验作品的价值需要时间，而作品的耐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它的民族性。民族性的文学不仅仅只是反映民族生活，还有民族语言和适合民族欣赏习惯的表现方式等，更有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普希金是俄国诗人，他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像一部辞典一样，包括着我们语言的一切富藏、力量和柔韧性。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广远地扩大了俄国语言的界限，更加显出了它的全部幅度。……在他身上，俄国大自然、俄国精神、俄国语言、俄国性格反映得这样明

朗，这样净美，正像风景反映在光学玻璃的凸面上一样。”（果戈里《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

民族性当然并不局限于“草鞋”和“粗布”，还有“香槟”和“燕尾服”，关键是能否反映出民族精神，刻画出民族性格。作家的创作，既要让他的作品的语言通俗生动，也要在语言通俗生动的基础上丰富优美，从而不断提升大众的阅读水平和欣赏水平。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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