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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涂鸦墙到户外文化墙杂志的思考
作者:卢少夫徐健
来源:《杭州·生活品质版》 2012年第5期
文/ 卢少夫 徐健
近年来,中国很多城市掀起了“涂鸦”热,而且很多城市出现了大批的“涂鸦”墙,甚至有些政府也参与其中,鼓励其发展。那到底我们应该更放任自由地去“涂鸦”呢,还是索性在部分政府与企业的出资下争个“涂鸦”墙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结合中国文化的户外墙体绘画艺术形式与内容呢?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兴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创意构建一个适合当今中国特色的“户外文化传播平台”。
“涂鸦”文化与背景
追述“涂鸦”一词的来历,中外文化中都有所提及,意义也几乎相近。中国古代文化中对“涂鸦”一词最早起源于一句诗“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它是唐朝卢仝说他的儿子乱写乱画的顽皮动作。因为他儿子喜欢乱涂,经常把卢仝的书弄得很乱,卢仝写诗来表达他的无奈,涂鸦一词由此产生并流传至今。而现在对这个词一般的解释是在公共墙壁上涂写。“涂鸦”虽然主要也是以墙体作为媒介,但与古代的岩画艺术、中国古代的佛教、宫廷壁画、文艺复兴期间的宗教壁画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通过仔细了解“涂鸦”艺术的背景及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就能发现,是什么文化促使了“涂鸦”的这种艺术风格和内容的形成?在美国,“涂鸦”起源于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是纽约最穷的街区。自上个世纪60 年代开始,这里就被黑人和来自中北美洲的拉丁裔居民所占领,他们住在政府修建的设备简陋的贫民公寓里。一时间布朗克斯区涌现出无数黑社会组织,什么“原始骷髅”、“野蛮浪人”、“标枪队”、“皇家巫师”、“七皇冠”等等。那段时间整个布朗克斯到处可见涂写得歪歪扭扭的帮派符号,混杂着“厕所文学”似的猥亵图案。后来有些有绘画天赋的人出于对简陋的帮派标签的不满,开始自己设计新标签,从此,这些帮派符号变得好看起来。再后来,一批富有造反精神的非帮派画家终于意识到,墙是世界上最便宜、最实用的画布,从此诞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涂鸦”。
“涂鸦”艺术家大多数都来自底层,他们的喷漆罐和颜料都是从商店里偷来的。但他们都是一些有才华的人,许多绘画方面的新鲜笔法( 尤其是美术字体) 由此出现。他们都是极富表达欲望的人,他们没有报酬,心甘情愿地常年出没在纽约的黑夜里,为的只是让行人看一眼自己的作品。为了和帮派的“贴标签者”以及头脑简单的涂鸦者划清界限,他们把自己叫做“作家”(Writer)。当时的纽约市长对此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为混乱的纽约市有许多远比涂鸦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处理。市政府的放任是“涂鸦”乃至整个嘻哈文化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今天最著名的“涂鸦”墙还是德国的柏林墙,柏林墙从出现到倒塌则更具有文化、政治的背景因素。我们从“涂鸦”作品的画面内容与“柏林墙”的时代背景的联系看就不难看出,“涂鸦”风格都依附于特定的文化或政治背景,或是美国底层的嘻哈文化或是东西德国的政治背景。今天在德国、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国家,涂鸦艺术在城市或乡村里确实非常普遍,市民们也习以为常地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可以看到涂鸦艺术,甚至高速公路、轻轨轨道两旁都有很多,但其形式与表现基本都是运用英文或德、法文文字进行涂鸦书写,其涂鸦风格的各种字体已经成为涂鸦风格的定式。
那么,这种西方的“涂鸦”风格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当代文化有什么关联呢?是否适合在新世纪的中华文化上生长呢?欧洲的涂鸦墙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欧洲所有的涂鸦基本都是在一些非常陈旧的老墙或者不太更新的立面媒介或废墟上进行涂鸦,几乎看不到新墙,这也是欧洲城市与快速发展更新中的中国城市一个很大区别。喜欢涂鸦艺术的人们也确实被那些具有历史感的斑驳与肌理所吸引,因而我们城市中许多新的白墙则无疑不是很好的涂鸦媒介。
“涂鸦”墙与中国当代文化
今天的中国具有其主流的文化价值观,过去我们拥有五千年璀璨的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30 多年后的中国,建立当代健康的文化价值观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重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点亮“文化惠民”这盏灯,对于广大民众增强信心,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和人民都希望能构建一个文化生活和谐的国家。而众多文化艺术传播机构则更应该具有当代文化责任感,引导主流文化价值的建立,为城市化进程发展贡献文化精神财富。我们确实应该注重文化创意产业、重视各地的文化创意园建设,打造城市的艺术氛围。我们的艺术传播的形式很丰富,更需要强调具有东方文化语境的原创设计与艺术表现,而不是各地兴起与中国文化相差甚远的嘻哈“涂鸦”风。这种嘻哈“涂鸦”的大力宣传反而体现了我们政府与很多艺术机构的浮夸思维。
通过对城乡围墙绘画艺术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时代的了解得知,古今中外,墙自古以来就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平台,在我国上世纪中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墙作为“大字报”,传播宣传口号,传达特定的信息给老百姓。而新世纪的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不断地建设发展,尤其在沿海大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城市闲置围墙,面积空前巨大,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有些是旧城改造,有些是新开发的区块与项目,有些是老社区的外围等等。如何管理好、利用好城市中的这些闲置围墙是摆在政府管理者面前的一件大事。随着各地政府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创卫生城市建设等活动的开展,这些大量的闲置围墙成为了很好的推广窗口与平台,既用艺术美化了城市环境,又向大众传播了文明、文化的主题信息。
这类的主题创造更值得提倡,让更多的艺术家和“涂鸦”者们共同以中华优秀文化和当代主流价值、公益等主题进行创作,让“涂鸦”成为一种艺术表现的风格,而不是连内容都复制西方曾经的嘻哈文化或政治历史。政府与艺术传播机构也应该给予正确的方向指导与创新设计思考,让户外墙体绘画艺术成为“人人共享的文化”、“文化惠民”的平台。让老百姓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生活在文化都市里的幸福,这才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
“户外文化墙杂志”的建设
“户外文化墙杂志”是指将各地城乡闲置墙面进行整合规划后,采取杂志性质的专业设计包装,通过视觉传达创意设计使墙面媒介成为一种集政府政策、文化、公益及其他各种信息于一体的、具有超大型书面杂志功能形态的户外精致传播媒介。“户外文化墙杂志”创造性地把“杂志”的概念、形式和内容引入到“户外文化传播”这个平台当中去,具有持续性、美学性、传播性、欣赏性和品味性等特点,符合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它必将在今后的户外文化传媒行业中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考察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时,我们发现,一些像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很多城市里都有诸如海报柱、户外广告等文化推广平台,在这些城市里我们随处可见“歌剧、音乐会、画展、设计展、电影节、艺术节”等各类文化性主题宣传,既能在城市烘托文化氛围,又能盘活文化项目,当然,户外广告推广平台中也有商业性的品牌广告。但回视我们大多城市中几乎没有“文化性主题宣传平台”,几乎全部被商业户外大型广告牌所占据,我们的市民百姓根本体会不到
隐藏在这个城市中的许多文化信息、文化活动。以浙江杭州为例,近年来只有在政府投入较大的诸如“国际动漫节”之类的大型文化活动中才能体会到一点点氛围与推广信息,而平时的各种大大小小的“音乐会、艺术展、文化项目”则无人知晓,只有部分专业人士才会关注这些活动,可见其“文化惠民”的告知率太低。我们不一定要每年不断投入大资金去建设新的文化设施项目,而更需要构建立体的城市文化传播平台,更有效地将文化项目“动起来”。
环视城市中的“ 户外广告平台”,几乎没有给文化项目一席空间,具有高额的广告发布费的传播平台只有一些知名的商业广告在发布,文化性项目大多暂时承受不了过高的推广成本。城市中的“户外广告平台”形式单一,以杭州为例,主要有候车亭、公共自行车亭、高炮、大楼顶上的广告牌、市区景观带中的灯箱等形式,大多数平台由于发布成本过高将文化项目宣传拒之门外。近年来,政府也在整治不符合城市景观规划的零碎广告牌。我们应利用已有的媒介加以转型升级而非不断构建新的媒介,这也符合“低碳经济”的战略与科学发展观。而浙江省其他的城市则更加没有了诸如“候车亭、公共自行车亭”等高成本设施,当然就更缺少户外传播的媒介。因此,如何在城市中构建“整合文化传播平台”,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浙江各城乡的闲置墙面正是构建“整合文化传播平台”很好的媒介,一则可以为省内大量闲置墙面起到创意转型升级的作用,提高现有墙绘公司的创作水平,二则通过服务浙江民企及文化创意项目、旅游资源的推广可以创造巨额的文化创意财富,是文化创意产业服务的一种尝试。
现阶段中国具有大量的城乡闲置围墙是极具中国发展特色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长期性,它的面积及稳定性都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在社会中扮演非常特别的角色,因此如何运用好这些闲置围墙对于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城乡建设发展具有很大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
(第一作者系浙江树人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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