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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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作者：袁上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06期

口述理论与方法 在本次论坛中，有的学者以较为宏观的视野讨论了口述史的学科理论、实践方法等问题。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简要介绍了主办单位既有口述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对本次会议的缘起作了说明，指出口述史或许能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新的空间。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总结了近年来口述史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与学者们主要争议的问题，建议加强相关理论建设，重视口述成果的学术化编纂，促使口述史学早日进入主流史学领域。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强调了口述历史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指出应依次通过确定主题、选择对象、案头工作三个环节来做好前期准备，在访谈中要与口述对象建立信任，且一定要进行多轮访谈，在后期整理中应重视“规范化”。张思（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提出了“田野历史学”的概念，认为田野历史学是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的结合，对提升口述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核心是让被访对象来讲述历史，以补充并重构既有的高层的、精英的历史。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基于自己的口述实践经验，指出口述史应注重历史学自身的长处。具体而言，就是利用史学功底做足案头准备工作，在厘清历史制度的基础上提出访谈问题，在口述现场做深入回访，而后期整理时史学的文献学、校勘学功夫也十分重要。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则强调田野访谈的问题意识，即只有将口述史料放到没有答案预设的问题上，才能赋予它意义，同时，要了解并尊重民间社会具体的实践逻辑。

口述史专题研究口述史的生命在于深入田野，在于具体而微的专题研究，有的学者即以此来分享对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的体会。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通过呈现新中国从建立之初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到后来逐步转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历史进程，即从“先工”到“优农”的战略转向，突出共和国的时代和制度背景对开展相关口述史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刘世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绍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案概况，指出轰炸受害者在口述中“情感度很高”，研究者应尽量减少干预。受访者的记忆多样、杂糅且叠合，因此，口述记录要与档案材料相互参照，相互印证。辛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报告了其团队对西方学人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哈里·迪金森（Harry T. Dickinson）的口述访谈细节，指出口述受访者也有较强的主动性。在关注个人生命史、学术教研史和在华经历的同时，辛旭还提出了关于西方儿童史的口述史计划。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通过报告藏区的口述访谈及其对藏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口述史应被看作一种任何学科都可借鉴的方法。王春英（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以“5·12”地震灾难幸存者口述访谈为主题，认为口述史对灾难发生时的情景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对灾难经验的总结可以增强危机意识，促使人们尊重自然规律并对灾民生活予以持续关注。王国平（都江堰市政府文化产业科）同样关注了“5·12”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指出要特别注意由于受访者心理阴影造成的幻觉描述等问题。 人类学与口述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与田野经验，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借鉴资源，同时，口述史也推动了人类学对自身的反思。张佩国（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认为口述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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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面向几乎涵盖了历史学的每个研究领域。在民族志实践中，口述史对探索连接历史和当下的“介质”具有特定意义；民族志的“表述权威”“道德感”等田野工作伦理，又对理解口述文本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张江华（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以其在广西的田野调查为实例，指出口述材料一旦形成文本后，容易产生“去脉络化”的现象。而且，由口述对象书写的文本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口述史学者倾向于在案头准备中预设问题，而人类学家则更强调“观察”的意义。彭文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典范叙事”（examplar story）的概念，即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具有本地特质和认同感的叙事，而谣言、记忆等话题对口述史研究都非常重要。抗战时期美国飞行员在凉山州被当成奴隶使用的谣言与搜救队的进入就形成了一种“典范叙事”，也呈现了民族国家的构造与叙事过程。张原（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从人类学学科史的角度强调了其与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口述历史是由研究历史实践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它具有不同的表现特质与呈现形态，并涉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因此，口述历史“为人类学细致考察和深思不同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之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关键路径”。汤芸（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以民主改革口述实践为例，指出“物”在口述访谈中起着重要作用：如肥皂、军用桶是一种标示记忆点之“物”，汽车、白米饭则是一种寄托口述人情感之“物”。因此，口述史不仅关乎“人”，也关乎“物”。

在圆桌会议中，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在口述史实践和研究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对该领域的影响。张佩国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区分口述史的方法究竟是历史学的还是人类学的，双方都可借鉴，口述史恰恰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讨论的空间。定宜庄则指出，在多数学者认为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已成为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时，历史学的功底和长处或许才是口述史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王先明则提议跳出人类学或历史学窠臼，追溯传统中国“口口相传的历史”，并将其与当代中国史学眼光向下的重大变革结合起来。左玉河通报了口述史研究领域几项动态（唐纳德·里奇等人的《牛津口述历史手册》中文版及《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即将出版，“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的多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拟于年底召开），并提出口述历史进课堂等建议。最后，王东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论坛作了整体总结。他指出这是一场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间的深度对话，与会学者在对口述史的多元认知方面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强调了对口述史的史学性认知。口述史的意义之一或许就是帮助历史学家“做一个转身”，对自身研究展开反思。

本次学术论坛论题集中，讨论热烈。首先，关于口述史实践的原则与规范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强调史学优势，重视前期工作，重视田野经验与问题意识。其次，基于专题研究的口述经验，学者们认为以下因素值得关注，如时代背景与制度变迁的梳理、档案资料与口述记录的互证、口述记忆与学科历史的重构等。因此，本次研讨会提出和争论的问题，体现了与会学者在口述史研究中的新探索和新成果，同时，也为相关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责任编辑：许丽梅）社会科学研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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