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知识分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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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知识分子

信息工程学院自动化二班 2007130612 李小燕

民主涉及到在政府事务中权力与公众参与的一种分离。在启蒙运动和18世纪民主革命时期，公共领域出现在那些个体能够对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辩的地方1[1]。哈贝马斯在最早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The Structural Tran 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中认为，公共领域是在咖啡屋、沙龙和旅馆里兴起的，并同报刊印刷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些社会空间里一种公共语言产生了，其特点是：（１）蔑视权贵地位；（２）把普遍关心的新领域作为问题提出来；（３）坚持容纳性原则，即任何志愿者都可参加。i[i]到18世纪，民主公共领域的机构和空间包括报纸，杂志，非国家拥有和控制的出版社，人们阅读报纸和进行辩论的咖啡馆，观念和批判得以产生的文学沙龙，以及进行公众演说和辩论的公共集会等等。当然，由阶级路线和完全不同的阶级派别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政党、组织、公共空间和意识形态，每一不同的阶级都吸引着词语和写作方面的专家，他们就是知识分子。被压迫群体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反叛的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组织的代表，到像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2[2]一样为女权而斗争的女性，再到因肤色、种族和性别而被压迫的群体的领导者，等等。这些反叛的知识分子攻击压迫，推动寻求压迫根源的行动，将思想与行动，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因此，在19世纪，工人阶级在工会、政党小组、聚会场所、沙龙以及工人阶级文化机构中发展了自己的对立的公共领域。随着欧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替代性的出版物，激进的文化组织，以及罢工、静坐示威和政治叛乱也作为一种对立的公共领域而出现。

同时，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被分化为具有相反社会职能的对立群体。传统的批判知识分子——以托玛斯?佩恩3[3]、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以及后来的海涅、马克思、雨果、德雷福斯、杜波伊斯、萨特和马尔库塞为代表——对不公正和压迫进行大胆的批判，并为公正、平等和其他的启蒙运动价值观以及诸如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等不凡的目标而斗争。实际上，启蒙运动作为设定知识分子重要社会职能的一种话语和运动，本身就代表了批判知识分子一个最为成功的结果。而保守的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行攻击，并生产出使任何可以想象的压迫合法化的话语——从阶级到种族、性别、和种族统治。

在90年代批评启蒙知识分子、代言式知识分子，倡导知识分子的个人立场的学者中以邵建为最有代表性。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他在1999年《文论报》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虽然都是分析西方的启蒙理论，尤其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但是其问题意识以及言说目的无疑都是指向90年代的中国。在《知识分子启蒙：从柏拉图到葛兰西》中，作者首先指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命运跌宕，起落反复，但由集体记忆所形成的’启蒙情结’总是难以化解。"而这种启蒙情结的精神资源在作者看来无疑来自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者认为启蒙在康德那里就已经设定了一种学者/听众或成熟的理性代表/不成熟的大

众的权力关系模式，而这一模式又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在《理想国》中，知识分子被描绘为"先觉形象"，"他的存在就是走在前面，以理想的方式（如’走向太阳’’追逐光明’等）完成对于大众的引导。"作者进而认为，柏拉图与康德之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是上述知识分子/大众关系模式的发展。作者把葛兰西的有知识分子理论与文化霸权理论结合起来分析道："知识分子之所以需要有机，正是借此以获文化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柏拉图的拯救大众的"先觉者"，"有机"就是要求知识分子融入大众，以便使大众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就是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由于大众只能在知识分子的启蒙下才能从事革命，所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就是指导者与行动者的关系，知识分子是大众的启蒙导师，大众的代言人，是革命的领导者。就是说，"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一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精英论’。"

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智力劳动，因此，知识分子被更快地整合进现存社会之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职能，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此丢掉了在现代社会前期为他们所钟爱的批判-对立的身份。随着理论上的后现代转向，对现代批判知识分子理想的批评也开始出现，启蒙运动和萨特模式的对自由做出承诺的介入的知识分子遭到反对。米歇尔?福科抱怨说，萨特代表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们为诸如真理、自由等普遍价值而斗争，并承担为整个人类说话的任务。为反对这种被提升——在他看来是被夸大——的概念，福科提出了“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的概念，“特殊知识分子”从特殊的问题介入被压迫者一方，他不宣称为被压迫者代言，而是以特殊问题和辩论方面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介入。

福科的特殊知识分子概念伴随着后现代政治中向新社会运动的转向，其中也隐含着他们能够代替国家和政党作为当代政治支点的愿望。对于像拉康和默菲一样的作家来说，权力散布于各处，而不仅仅是在诸如劳动场所、国家或父权制社会等宏观机构中才能发现。在一些后现代理论家——福科、拉康、罗蒂、利奥塔和默菲等等——看来，随着特殊知识分子介入大学、监狱、医院、性别或少数种族这样的被压迫群体领域，追逐国家或资本这样大机构的宏观政治将会被微观政治所取代。全球的和国家的政治理论被抛弃，转而倾向于更具地方性的微观政治学，知识分子的话语和职能被看作比现代理论和政治更加特殊、短暂、和温和，对地方斗争来说它比关于解放和社会变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更为重要。

然而，宏观政治理论与微观政治理论之间的区别是成问题的，正如绝对主义者简单地认为不是现代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一样。这一点从1989年苏联模式共产主义崩溃事件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公众对压迫的国家共产主义权力的反抗将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结合起来。斗争从工会、大学、教堂和小团体等地方和特殊场所，扩展到要求民主改革的群众游行，甚至是像罗马尼亚所发生的那种传统的以推翻现存秩序为目标的群众暴动。在这些斗争中，知识分子扮演了多种角色，运用了多种话语——从地方的和特殊的到国家的和普遍的。

尽管后现代理论包含着对于某些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幻想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批判，但它的某些版本在抛弃批判知识分子传统角色方面走得太远。换言之，批判和现代知识分子概念的某些方面仍然有用。实际上，为了形成一个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概念（normative concept），我将抛弃特殊/普遍知识分子的二分法。公共知识分子——从这个概念来将——像萨特的介入的知识分子那样介入公共领域，反对谎言、压迫和不公，并为权利、自由、民主而斗争。但是，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