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四学士与苏门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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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四学士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陈师道、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苏门六君子

在中国历史上，以“六君子”之称闻名与世的，除了“苏门六君子”，还有明末东林党的“六君子”和清末的“戊戌六君子”。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有士人的身份，且都与政治有关;不同之处在于后两者是更纯粹的政治团体。“苏门六君子”则主要留名于文学史上。以文学成就而被冠以“君子”称号，这种独特性恰恰说明了六君子在后世不同寻常的接受过程。这个过程即表现为从“文人”到“君子”的转变。

苏门六君子：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 苏门六学士是在苏门四学士之外，再加陈师道与李廌。 “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也有人称为苏门六学士。

以“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为骨干的苏门文人集团在北宋后期的文坛上独领风骚，对整个北宋文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文学集团的形成，除了集团中领袖人物与其它主要成员之间应建立起比较明确的师承关系之外，集团内部的主要成员之间，也应构成一种横向的比较稳定的联系。相似的家世背景、孤直耿介的性格、同情旧党的政治立场是他们在初期阶段建立友谊的重要基础。六君子元祜时期齐聚京师的诗酒文会生活，再现了他们深化友谊从而促成苏门之立的过程。元祐时期，苏门文人以唱酬为手段进行的文学之交不仅促成了宋诗特征在元祜诗坛的成熟，同时使酬唱之作摆脱了以往大量存在的虚迂委蛇的应酬与抒写闲情逸致的浅俗功能，提升了酬唱诗歌的价值。六君子在贬谪时期交往的作品，见出六君子于患难中相勉互励的真情厚意。六君子在贬谪的艰难困苦中始终坚持儒家君子之操守，以气节相许，终身追随苏轼而不改其节，成为北宋后期士风衰颓中的特出者。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六君子在儒学转型之际会通诸家、以儒为本的思想特征。通过在蜀洛之争中六君子对“情”与“礼”、“文”与“道”等问题的看法，揭示了六君子与二程虽同奉儒学为圭臬，而又因完全不同的文学家与理学家的身份特质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六君子在南宋及后世的接受过程。在南宋“最爱元祜”的政治气候与科举重置诗赋的双重影响下，苏轼及六君子以其“文”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伴随着理学的兴盛，文章之学的生存空间日渐逼仄。以文垂世的苏门文人又因理学家希图振作士风的现实需要而转变为气节凌驾于其“文”之上的儒家君子。这一评价标准在后世对六君子的接受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最终促成了六君子由“文人”向“君子”的转变。

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从苏门六君子的观察视角,他贯通三教而又始终以"儒"为本的思想，使苏轼具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儒家"君子"品质和"轻视忧患"的超然之气，这不但影响了他的进退出处与文学创作，也使他成为千古士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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