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遇良师是人生幸甚之事—— 怀念贝时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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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遇良师是人生幸甚之事—— 怀念贝时璋先生

作者：阎锡蕴

来源：《教育家》 2020年第32期



阎锡蕴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贝时璋

（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人。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难忘的、温暖的相遇。在我的人生路上，得遇恩师贝时璋先生便是此生幸甚之事。贝先生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也是我走上科研道路的引路人。我是77级大学生，198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有幸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贝时璋实验室，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当时，由于“文革”的原因，科研队伍出现严重断层。我第一次见贝先生时，他已经80多岁，大家尊称他为“贝老”。我在贝老身边学习和工作了六年，即使1989年出国深造之后，也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贝老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深爱祖国、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厚爱晚辈。

“工作紧张是一件好事，要抓紧时间，向Traub教授学习，充分利用马普所这样好的科研条件，尽快做出优异成绩，为生物物理所争光，为祖国争光”

——贝时璋

初进研究所时，由于我的医学背景，缺乏生物物理方面的知识。为了适应科研的需要，贝老先后送我到北京大学和日本名古屋大学短期学习。之后，在贝老和实验室其他老师（如李公岫、陈楚楚）的指导下，我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1988年，科学出版社《细胞重建》论文集中。贝老对这篇论文的修改，让我经历了他对晚辈严格要求，耐心施教的全过程。他几次把我叫到跟前，用浓重的宁波口音，对这篇文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此外，他还经常戴着老花镜，在文稿上做了密密麻麻的修改，从学术思想到文章架构，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反复修改了十多遍。每当我拿到贝老亲手修改的文稿时，总是被先生的缜密思维、严谨的逻辑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所折服，同时也从中领会了先生的学术思想。在贝老长期的指导和影响下，我也逐渐养成了做事严谨的习惯，并将其传承给我的学生。

贝老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其提携达到了一种无私的境界，并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给晚辈施以援手。1989年，贝老推荐我去德国马普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深造。临行前，先生特意与我合影留念，并挥毫题写“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寄语。这已成为我科研生涯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我总是将贝老的题词，连同合影敬置于案头，时时自勉。在德国求学期间，我时常收到贝老的亲笔书信，他不断鼓励我：“工作紧张是一件好事，要抓紧时间，向Traub教授学习，充分利用马普所这样好的科研条件，尽快做出优异成绩，为生物物理所争光，为祖国争光”。在贝老的勉励下，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努力克服语言和专业上的压力，终于在实验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于1993年底获得了博士学位。为此，Peter Traub教授专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庆祝会。在会上，他披露了一个几年前的“小秘密”。原来，他最初并不想接收我这个科研资历浅的中国人，而最终改变他的主要原因是贝老的推荐信。当时，

Traub教授是国际著名的马普细胞所的所长，每周都会收到不少来自不同国家的推荐信。然而，贝老的推荐信与众不同。首先，信是用德文手写的，字里行间透出大家风范，贝老青年时受过


德语教育，之后在德国留学八年，精通德语。这使Traub教授惊叹不已。其次，在信中贝老并没有虚夸我如何优秀，而是先介绍了一下他自己的经历，然后实事求是地评价我是“勤奋好学、做事认真的年轻人”，这与Traub教授看到的众多推荐信风格迥异。正是由于这封别样的推荐信，使他改变了主意，最终决定接收了我。得知事件原委后，我一方面更加感念贝先生对我的提携之恩，另一方面，也为在外求学期间自己对先生的叮嘱时时不敢相忘，未辜负贝老的推荐而自慰。

“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建设服务”

——贝时璋

贝老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创始人。他学识渊博，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积极推进学科交叉的先行者。1958年，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被国务院任命为第一任所长。1980年，在贝老的倡议下，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贝老当选为首任理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生物物理学得以快速发展。在推进生命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贝老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建设服务”。他所开创的我国的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研究，就是为适应我国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需要，以及为我国“两弹”实验服务的。

贝老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泰斗。早在20世纪30年代，贝老首次发现，细胞繁殖增生除了细胞分裂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细胞重建，提出了“细胞重建学说”。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这方面的研究未能继续开展下去。新中国成立后，贝老以国家任务为重，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和国家重要科学规划制定，任务繁重。他一有空就思考细胞重建工作。20世纪70年代，他年届古稀，重新开始了系统研究，逐渐完善了这一学说。“细胞重建可能是细胞起源的缩影”，这是贝老对细胞重建研究的科学意义的精妙概括。鉴于贝老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德国图宾根大学在他106岁寿辰时，特送来贺礼——博士荣誉证书。2003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特将中国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不仅要科学，还要学做人。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贝时璋

贝老作为一代宗师，在学术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经常告诫研究团队：“科学研究是追求真理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对真理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要随时准备放弃或修正自己的观点，也要敢于坚持通过自己的实验得到的认识；要创新，首先要敢于创新，不能一味地强调‘与国际接轨’，而在已有的理论面前止步不前。”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充分体现在贝老实验室的每个工作环节。每次组会，贝老总是平等地与大家一起讨论学术，对于晚辈总是循循善诱，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独立思考。对每个实验结果，不经过反复推敲和验证，他从来不轻易下结论，也决不轻易发表。如果对某个结果有疑问，贝老还要反复查对原始数据。这种追求科学真理、不随波逐流、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科学工作者。

贝老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一生钟爱艺术，喜欢传统戏曲和古典音乐，他的书法艺术造诣颇高，曾题写“科学艺术，相得益彰”，鼓励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他手绘的动植物标本图，细致逼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用科学的方法欣赏艺术，又用艺术的手腕表现科学，科学和艺术在贝老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

作为一名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文化人，贝老秉承古训，严格操守。他公正无私，做人正直。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他办公桌上总摆放着两沓纸，一沓是带有单位抬头的信纸仅用于公文，另一沓私信所用的纸都是自费购买。贝老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每逢春节，他总是主


动先给清洁工人拜年，给同事拜年。耄耋之年，随着听力的衰退，他开始与上门求教的来访者用笔交谈，且毫无倦意。我珍藏着多张他留给我的纸条，纸条上的字迹说着他无声的精神品质。2007年元宵节，我去看望先生，105岁高龄的他用笔告诉我“不仅要科学，还要学做人”，“做人要厚道，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

贝老是科学家中著名的寿星，为科学贡献了他漫长的一生。淡泊名利，专注学问，也许就是他长寿的秘诀。90多岁时，他还每天坚持步行上下班，出门的时间非常精准，与过路的同事亲切问候早安。年过百岁，他思维仍然清晰，时刻关注着科技前沿。直到去世前一天，他还邀请6位科学家，探讨自己的研究设想。然而，“我们要为国家争气”竟成为他留给中国科学界的最后嘱托。就在第二天，2009年10月29日，先生在睡梦中仙逝，享年107岁。此后，每年10月10日贝老诞辰这天，我都会静静地站立在他的铜像前，怀念先生的知遇之恩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致谢：感谢杨雄里先生的推荐和《教育家》杂志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再次感念我的人生导师贝时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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