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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科学大师
2002年五月，美国当代最出名的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因患癌症病逝，享年60岁。他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是和埃尔德里吉（Niles Eldredge）共同提出“间断平衡”学说，认为生物的进化模式是一个旧物种在长时间的稳定后，在短时间内出现新物种。他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近30年来为美国《博物学》杂志撰写了300篇普及进化论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陆续结集出版后，都成了畅销书。他还是批判神创论和抨击遗传决定论的活跃斗士，频频出现在媒体上。这一切使得他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其知名度绝不在卡尔·萨根（Carl Sagan）之下，在去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命名他为美国“活传奇人物”。许多美国生物学家都声称是因为小时候读了古尔德的文章才对生物学发生了兴趣。近年来国内虽然已引进翻译了不少古尔德著作，其名气却远不如萨根，而国内在介绍古尔德时，也无人提及——或者根本就无人知道——古尔德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美国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古尔德的政治信仰被宣传他的人小心翼翼地遮掩住，例如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死者传略中，仅以“古尔德的政治观点一直属左派，而他的哲学最能以世俗人本主义概括”一句模模糊糊地带过，以致有位读者去函提醒，不该忽视古尔德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的科学工作和科学著作都显示了他的政治背景和思想的影响。
古尔德的信仰属于家传，他的父母都是纽约的左派，他曾经声称他在“父亲膝上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不过后来又说他的政治观点和父亲存在分歧，这大概指的是他不接受斯大林主义。古尔德一直热衷于政治活动，在60－70年代多次参加反战、反种族主义示威，特别是在1969年，哈佛大学学生为抗议校方卷入越南战争而关闭校园，古尔德当时还只是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冒着不能升为永久教授（往往被不恰当地译为“终身教授”）的危险参加了学生的抗议活动。他还担任纽约马克思主义组织布莱奇论坛（Brecht Forum）和刊物《重思马克思主义》的顾问。美国生物学界另一位更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创用生物化学方法研究遗传多样性的著名遗传学家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是古尔德的同事和战友，两人合写过多篇文章，特别是联手批评新兴的社会生物学。在70年代，列万廷为抗议美国科学院属下的全国科学委员会卷入越南战争，辞去院士一职，组织“科学为了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古尔德是该团体的成员。
《科学》杂志的死者略传中称古尔德是极少数可以不脸红地被称为“文艺复兴人物”的科学知识分子之一，这指的是他文理双全，博学多才，为百科全书式的真正大师。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另两位百科全书式的大生物学家贝尔纳（J.D. Bernal，1901-1971）和荷尔登（J.S.B. Haldane，又译做霍尔丹，1892-1964）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人都是英国人。贝尔纳是分子生物学的先驱，首创用晶体衍射研究蛋白质结构，他的两个学生佩鲁茨（M. Perutz）和霍奇金（D.C. Hodgkin）因此分别在1962和1964年获诺贝尔奖。他在1939年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科学哲学问题，因此也被认为是科学哲学的创建者之一。他积极组织政治活动，被称为“剑桥的圣人”，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左翼科学家。有趣的是，贝尔纳同时在苏联和美国获得最高荣誉：苏联授予他列宁奖章，美国授予他自由奖章。荷尔登是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对生理学、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和生物化学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又是多产的作家，发表过多部科普和文学著作，至今风行不衰，其名言常常在生物学家撰写的随笔中出现。荷尔登也热衷于政治辩论，并在1957年为抗议英国政府对
苏伊士运河的不公正处理而放弃英国国籍移民印度。此外，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遗传学家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穆勒（H.J. Muller）也以思想左倾著称，30年代因此被迫离开美国去欧洲，曾应邀去苏联工作三年，后因不满李森科主义而回到美国。
在西方物理学家中，似乎没有类似的重量级人物信仰马克思主义。毕竟，生物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要比物理学密切得多，而生命现象的极度复杂也会促使研究者思考哲学问题。在面对复杂的生命系统时，强调全面、动态地看问题的辩证法不失为一种吸引人的分析工具。古尔德写道：“当做为一种变化哲学的指南，而不是强制的教条戒律时，辩证法的经典法则体现了一种整体论的观点，其看法随着完整系统的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并且将各组分自身当做同时是系统的产物和放入物。”“西方学者应该更认真地对待辨证思维，不应该因为某些第二世界国家（指苏联及其盟国）制造了一个纸板式的版本做为官方教义，就因此抛弃它。”列万廷的生物哲学著作更自觉和明显地应用了他们心目中的“辩证法”，他对基因、生物体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我见到的最深刻、独到的分析，虽然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用“辩证的”一词，而改以“动态的”代之；虽然没有一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却显然是在运用辩证法思维。比古尔德更糟糕的是，列万廷这些在美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著作，在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官方哲学的中国却几乎无人知晓。
像古尔德、列万廷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主要以大学为基地，被称为学院左派。但是与其他学院左派不同，他们虽然也重视社会意识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却不把科学研究完全当成“社会建构”而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他们更不敌视科学，属于极少数不仅对科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致力于沟通科学和人文、科学和公众的左翼科学家。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观普遍走向“反动”、与科学为敌的今天，他们更显得难能可贵。现在，古尔德去了，列万廷也垂垂老矣，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抗拒西方学术界中反科学思潮的重任，反而要由他们的论敌威尔逊（E.O. Wilson，社会生物学的创建者）、道金斯（R. Dawkins，《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等人一肩挑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a5b79a0202020740be1e9b9c.html
2023-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