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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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降在悲哀的旗帜下 《一辈古人》汪曾祺

汪曾祺是不需要详细介绍的，离世近十八年，相信仍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创作生涯断断续续：1940年代初试锋芒，1960年代零星写作，真正让他获得声誉的是1980年代，那时已是“老作家”。他的长辈如1920年代崛起的谢冰心等，1930年代走红的曹禺等，虽然间有所作，但已不成其为当代文坛的构成。巴金《随想录》影响巨大，不过主要作为思想文本被对待。至于他的同辈，比如《九叶集》的那些，则作为文学史的失落群体被发掘，其中有些也做过重新写作的努力，但都不像汪曾祺那样真正产生巨大影响。民国时代的作家，到了“新时期”，似乎只有汪曾祺是唯一“有效”的，风生水起，老树新枝，与几代晚辈争一日短长。从这个角度说，他是颇为特别的。

作为京派小说的传人，汪曾祺这个名字应深深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不仅是出于其自身的文艺气息和深情却不滥情的惊人表达，更是要对其创作的观念和情感投予更深的关注与支持。说到底，这小篇文章，不仅是对《一辈古人》的欣赏，更是对作者汪曾祺的描绘，因为《一辈古人》本身就是散文集，不可能一篇一篇讲，而汪曾祺他的看法和精神是不变的。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他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受戒》和《大淖记事》可以说是汪曾祺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充溢着“中国味儿”，正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套书是“选本”，既是选，那总有偏见在。选什么不选什么，如何编排，谁来动手都有各自一套办法。想来如此编选很难合所有人的意，好在无论如何总都是汪曾祺的文字。对于汪曾祺，我想用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一句话来评价：“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巳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读完他的文章，内心也不停感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人要得到如何无可奈何的境地，才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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