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中的垂钓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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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诗中的垂钓意象

李红霞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垂钓很早就具有符号化意义,表达江湖隐逸的特定内涵。垂钓意象在唐诗中得到集中而广泛地表现,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一为归返自然的放旷闲适之趣,一为高蹈志趣的呈示。 关键词:垂钓;闲适;隐逸;渔父;渔樵

垂钓自古以来就是隐逸者赖以寄托人生怀抱的表征,垂钓与中国古代隐士之间存在着普遍、持久、密切的联系,所谓“古来贤哲,多隐于渔” [1]

[p.2068]。当隐士走入山林薮泽,也就意味着渔樵生活的开始。对隐士文人而言,江湖薮泽不仅仅是一个寄身其中的生存空间,更是一个相对魏阙

而言的精神空间。随着隐逸独特精神内涵的确立,垂钓也逐渐走入诗歌殿堂,开始作为一种象征意象映射着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审美情

趣和价值取向,成为诗人审美理想的载体和理想人格的外化,并形成一种独特的表现隐逸情趣的题材类型。到了唐代,垂钓普及到一般文人生活,

并在诗歌创作中有了集中而深刻的表现。大致说来,唐诗中的垂钓意象主要包含着四个层面的内容:从主体来说是渔父钓叟,从用具而言则是钓竿,从地点来看则为钓矶,从过程而言则是垂纶。走入唐人的垂钓世界,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文人生活情趣、精神风貌及审美追求不无裨益。

一、垂钓的原始遗存

垂钓活动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渔猎时代,殷商时见于史传记载。作为农耕社会的产物和重要内容,垂钓最初有谋求生计的实用功能。

商周吕尚的渭滨垂钓开渔隐结缘之先河。《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垂钓奸周西伯。”《韩诗外传》卷八亦云:“太公望

为人婿,老而见去,屠牛朝歌,钓于溪。文王举而用之。”吕尚垂钓溪固有其谋生的实用目的,但他因钓而遇,佐君王而建功业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后人于是将其垂钓生活理想化,吕尚由此成为渔隐遂志的典型。

春秋战国时期,垂钓成了贤达之士人生失意时的退路,并开始带有江湖隐逸的特定内涵。《庄子》和《楚辞》中避世渔父形象的出现标志着垂

钓象征意蕴的基本定型。庄子笔下的江海避世之士“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而他本人也曾垂钓于濮水以快己志,对楚王的礼聘持竿不顾,力

辞卿相之位,显示其愤世遁俗的风范。这种鄙弃名位、法天贵真的品质流注隐逸的血液中,成为垂钓者的精神特质之一。《楚辞》中的渔父也是一

位特立独行的隐士,他通达世故、超世旷达,以“圣人不凝滞于物”劝诫屈原“其泥而扬其波”,在昏浊的世道以与世推移的法则处世,渔父所阐发

的随波逐流路术颇有隐者“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避世全身意味。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就指出:“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2](P·116)可知诗中的渔父已远远超出了以渔为生的职业表层含义,而带有隐逸遁世的思想蕴涵。

汉魏六朝,垂钓与隐逸关系更为密切。东汉严光以垂钓名闻天下。他曾与刘秀一同游学,光武即位后,他改换姓名隐身不见。秀授其官,他坚辞

不就,退隐垂钓于富春江,成为不趋权势、不慕名利的高士。此后,垂钓逐渐成为隐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寄托,他们栖遁山林时多以

垂钓为事。郑敬素隐于弋阳山,以垂钓自娱;高凤隐身垂钓,终于家中;石秀常弋钓林泽,不以荣爵婴心;东晋王羲之去官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孟陋清操绝伦,弋钓时每每孤兴独往;隐士子庄,不交人物,语不及俗,惟以弋钓为事;郭翻居临川,不交世事,终日以垂钓射猎为娱。

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隐逸怀道高尚观念的确立,垂钓的隐逸内蕴日渐彰显。在玄学盛行之际,隐逸不再讲求形迹之隐,只要契道得意,即使朝

堂闹市也可获得与世疏离的隐逸旨趣。在这种“出处同归”思想导引下,世族文人不必钓濮水、游濠梁,也不必在丘园枯槁自守,在自家的园林中

渔弋山水、执竿而钓即可获得归返自然、与物相亲的无限意趣。从嵇康“嘉彼钓叟,得鱼忘筌”、王彬之“临川欣投钓,得意岂在鱼”中可知,钓叟

闲适悠然的垂钓不过是一种姿态,其旨并非在得鱼,而是追求一种与自然合一的俯仰自得的意趣,呈示一种了无挂碍、任情之所至的淡泊境界,因此垂钓生活被赋予不拘形迹、重在得意的玄学情调。

二、唐代文人临水垂钓的诗意表白

降至唐代,垂钓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公卿馆臣、江湖逸士,还是郡斋官吏,都十分喜尚垂钓活动,许多文人甚至有过隐居垂钓

的经历。岑参闲居终南别业时以“钓鱼春复秋钐来寄寓向沧洲的志向,隐逸终身的费冠卿钐往往惊游鳞,尚疑垂钓日”[3](P·5612),丘为结庐若

耶溪,也是无日不钓鱼,刘长卿甚至称自己钐钓鱼终老身钐。张志和、陆龟蒙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垂钓不仅是为了资口腹之欲,更在美云水之乐。

钐新唐书钐卷196载:“(志和)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同代李德裕赞赏他这种“隐而有名,

显而无事”的风度,将其与东汉严光相媲美,可见张志和垂钓闲隐境界之高。晚唐陆龟蒙追求垂钓的闲情雅趣,他“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

[4](P·5613),他不仅有垂钓之实,而且在诗作中有意识地藉以抒发隐逸之志。其《渔具诗·序》云:“天随子渔于海山之颜有年矣,矢鱼之具,莫

不穷极其趣。”皮日休《添鱼具诗·序》中也称:“天随子为钐鱼具诗钐十五首以遗予。凡有渔已来,术之与器,莫不尽於是也。噫!古之人或有溺

于渔者,行其术而不能言,用其器而不能状,此与泽助之渔者,又何异哉?如吟鲁望之诗,想其致,则江风海雨,槭槭生齿牙间,真世外渔者之才也。”[3](P·7046)陆龟蒙言己“矢鱼之具莫不穷极其趣”,流露出以渔钓为隐的情致,皮日休称他为“世外渔者之才”,表露出对其人格的推崇。

垂钓对唐代文人来说,依然还有其谋生的功利目的。白居易在《秋暮郊居书怀》一诗就说:“若问生涯计,前溪一钓竿”,溪边垂钓是为了“生






涯计”,既指以此度日消遣,也指以此为裹腹之资。王维诗中也直称自己垂钓游鳞钐此是安口腹,非关慕隐沦钐[3](P钐1239)。另外从孟贯钐君知

钓矶在,犹喜有生涯钐、姚合“缘餐学钓鱼”、杜荀鹤“桑柘穷头三四家,挂罾垂钓是生涯”等诗句中也可以看出:钓事在唐代依然有其维持生存的

实际需要。虽然他们也有雁池垂钓的无奈,但在作品中渔隐垂钓的困窘往往被恬适的悠情所淡化。唐代文人更注重垂钓所蕴涵的闲适之趣,垂钓多

被文士视为怡情遣兴的乐事。隐逸本身追求心灵的渊放、精神的超脱、境界的清幽,垂钓正是通向这一境界的绝佳途径。唐人的垂钓意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特点:

1、归返自然的放旷闲适之趣

在唐人看来,垂钓代表着一种高雅清逸的生活情韵,唐人对此情趣体会颇深,多次在诗歌中吟咏垂钓。《鹤林玉露》卷二甲编“农圃渔樵”条云:

“农圃家风,渔樵乐事,唐人绝句模写精矣。”“精”字提点出唐人对这一题材的高度关注以及艺术上的刻绘技巧,而“乐”字则显示唐人创作这类

题材时的审美趋尚,多表现为闲适自得的意趣和潇散淡然的襟怀。垂钓处不出江湖溪涧、潭池钓矶,所用器具也不外乎为竿纶、网罟、扁舟等,其环境景观或台矶岸渚,或汀洲浦口,或烟波风浪,这些都成为垂钓意象不可或缺的构件。

垂钓是唐人忘却机心、舒遣忧怀的手段之一。诗中他们每每表现出沉浸垂钓而忘却尘世机心的悠闲与乐趣。孟浩然“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

闲”[3](P·1626),诗人垂钓于万山潭,身心凝定于垂钓一端,世上的庸俗和纷扰暂时都能忘掉,水的明净仿佛也能涤荡诗人胸中的尘累,心境为此

而舒放开朗,表现出垂钓自然淳朴的意趣和傲世归真的情怀。白居易渭上闲居时寄情垂钓,在《渭上偶钓》云:“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对他来说,垂钓重在达兼忘之旨,即使不能达此境界,也可以在秋光水色中寻求片刻的逸趣,获得隐者的闲淡无机。

对唐代的隐者或羡隐者来说垂钓有深意,但其要义首先是闲适逍遥。罗隐“逍遥此意谁人会,应有青山渌水知”、崔道融也说:“闲钓江鱼不

钓名,瓦瓯斟酒暮山青”、孟浩然“外事情都远,中流性所便。闲垂太公钓,兴发子猷船”等等,都指出隐者因闲而钓、以钓显闲的联系。杜荀鹤《戏

赠渔家》写道:“见君生计羡君闲,求食求衣有底难”,渔家澹泊无求、闲适自得,过着自足自乐的生活,诗人欣羡之余也亲身体践,在烟波垂钓中以

“高情”为傲,并刻意营造垂钓闲雅的氛围,“曾招渔侣下清浔,独茧初随一锤深。细辗烟华无辙迹,静含风力有车音。相呼野饭依芳草,迭和山歌

逗远林。得失任渠但取乐,不曾生个是非心。”[3](P·7184)诗人乘舟以资云水之兴,招朋唤侣手抛钓丝,迭和山歌,忘却是非荣辱。杜荀鹤甚至认

为释家修禅礼佛的生活也不如垂钓超脱,称“江上见僧谁是了,修斋补衲日劳身。未胜渔父闲垂钓,独背斜阳不采人”[3](P·7965),诗人倾慕垂钓渔樵,其核心归于一个‘闲’字。

唐代文人不仅亲身践履垂钓的闲逸,而且在赞誉友人生活时,也时时透露出一种闲情逸趣来。孟浩然在《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中写道:

“抱琴来取醉,垂钓坐乘闲”。而在《西山寻辛谔》中又说:“石潭窥洞彻,沙岸历纡徐。竹屿见垂钓,茅斋闻读书”,石潭、沙岸、竹屿、茅斋,寥

寥数笔就点出友人辛谔所居的环境,主人身份与心志呼之欲出,垂钓见其悠闲,读书见其博学,可见主人是位隐居避世、修身不辍的贞士。钱起罢章

陵令拜访一位中峰道者,描写他的生活是,“幽人还绝境,谁道苦奔峭。随云剩渡溪,出门更垂钓”[3](P·2618),诗人罢官山居本是满腹苦愁与牢骚,但中峰隐者在自然的垂钓之乐,却能使诗人暂时忘却仕途的不幸,俨然有追步之意。

垂钓之闲逸使文人欣羡,即使他们身在魏阙,也无妨即闲得诣,体践垂钓的乐趣。张谓《过从弟制疑官舍竹斋》云:“竹里藏公事,花间隐使车。

不妨垂钓坐,时脍小江鱼”,暂时放下烦杂的公务,在官舍竹斋花间闲坐垂钓,偶有所得,亦得烹食的野趣。李群玉同友人张明府游水亭时“垂钓坐

方屿,幽禽时一闻”,屏神静气,垂钓方屿,人与自然俱处于一片静寂中,忽而鸟儿的啼叫如石投水,打破了这种宁静,幽禽之动愈发衬出垂钓之静。

方干《路支使小池》:“主人垂钓常来此,虽把鱼竿醉未醒”,路支使即使酒醉未醒也常把竿小池。大致说来,唐代官吏多有私家池园,园中水的存

在正可满足垂钓之需,所以足不出户也可以垂钓,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说:“沧浪峡水子陵滩,路远江深欲去难。何似家池通小院,卧房阶下插鱼竿。”[3](P·5166)

与隐者垂钓不同的是,官宦文人钟爱眷恋的垂钓更多是一种自我标榜,是余暇的精神休憩,是优游生活的点缀,是脱俗高蹈的标举。与垂钓为生

的隐者相比,他们避世的意味要淡得多,其钟情垂钓还在于对隐逸那种自由超脱精神的企羡,正如李白所说:“何处沧浪垂钓翁,鼓棹渔歌趣非一”

[3](P·1730)。仕途文人也在池亭垂钓中寻求仕途受挫后的慰藉,力图淡化升沉得失的烦苦,超脱世俗的名利荣辱,达到心灵的暂时平衡。而垂钓

讲求的虚静境界和山水之助,更使得心中块垒化为一片悠然得意的情趣。他们的这种郡斋垂钓之趣,其抗志尘表的一面已被有意无意地抹煞了,对

垂钓者来说,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情兴的惬意满足,倒不必濯缨沧浪,泛舟五湖。李中Ა徐司徒池亭Ა明白地道出了这一点:“奢侈心难及,清虚趣最长。月明垂钓兴,何必忆沧浪。”

2、高蹈志趣的呈示

垂钓固然有其闲淡的一面,但这并非垂钓内涵的全部。由于垂钓多讲求心闲意惬,与隐逸的人格期许不谋而合,所以唐代文人临水垂钓,除了寻

求垂钓的闲情逸趣外,还寄寓着他们高蹈出尘的情怀。陈陶《避世翁》中就说:“海上一蓑笠,终年垂钓丝。沧洲有深意,冠盖何由知”,诗题和诗

中“沧洲”二字明确点出垂钓所蕴涵的隐逸深意。但唐人的这种渔隐之思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而是在主观心境或客观处境下

适时萌发的精神遐想。唐代的社会政治确实曾一度激荡起唐人的济世拯物之念,但对于那些进乏晋身阶、退乏养身资的仕途失意者来说,放浪山水、

混迹渔樵更多是一种人生无奈之举。即使是那些跻身官场者,也会因仕宦现实与早年志向不偶或官场的倾轧贬谪而暂生疲倦感。这时作为高情逸






趣象征的垂钓悄然走进文人心中,抚慰淡化其心中的伤痛。

唐代文人使用钓隐象征相当频繁,他们一面称许“贤达垂竿小隐中”,一面又发出归钓的心愿: 请谢朱轮客,垂竿不复返。(李颀《晚归东园》) 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前。(李白《留别广陵诸公》)

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人生只为此,亦足傲羲皇。(高适《广陵别郑处士》) 已许沧浪伴钓翁(许浑《送岭南卢判官罢职归华阴山居》) 了得平生志,还归筑钓台。(张乔《宿江叟岛居》)

从上述诗例中可以看出:垂钓明显是与入世骋志相对立的人生选择。岑参的“只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就点明了垂钓的与仕宦相对立的隐逸象征。

李颀“不复返”的归隐心向以及张乔“还归”钓台的向往,也都说明垂钓确实是一种向内收束回归自然的隐逸生活象征。钓,本身就是孤绝清高、定静自得的世界。

由于渔隐生活的特性,唐人的垂钓之思往往借助渔父钓叟情怀而出之。这是因为渔父钓叟虽然生活清贫,但远离尔虞我诈的官场,摆脱了功名

利禄的羁绊,自食其力,自足自乐,故能怡然自得,旷达超脱,并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和高雅的意趣情操。所以罗邺说:“人间若算无荣辱,却是扁舟

一钓翁”[3](P·7508)。唐人称赏垂钓者的雅致,所以诗作中塑造了许多意趣不同、个性迥异的钓叟形象,其中往往寄寓着诗人自己的理想人格,

表达他们的处世态度。李颀《渔父歌》中那个身披蓑笠、临流垂纶的渔父,就是一个“避世长不仕”的独醒者。岑参笔下的渔父“无人知姓名”,

“心与沧浪清”,遗却浮荣,心志清贞。其《渔父》写道:“竿头钓丝长丈余,鼓乘流无定居。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这种《取适非取

鱼》的深意,被烟波钓叟张志和点染到了日常生活中。储光羲《渔父词》诗中渔父明显就是披着野人外衣的隐士。柳宗元《江雪》中的渔父形象

清高孤傲,不与世俗同调。他在寥廓空寂的寒江上独自垂钓,这种冷峻寂寞、独立遗世的渔父形象正是诗人人格的自况。有的文人还因世事嚣嚣,表露追慕钓叟的心迹。綦毋潜幽居独处,春泛若耶溪,面对春江月夜花溪的幽美景致,不禁感叹“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3](P·1368)

有时,唐人的这种钓隐之思也常通过“渔樵”语词传达出来。陆龟蒙《樵人十咏序》云:“世言樵渔者,必联其命称,且常为隐君子事。”这就明白道出“渔樵”一词在唐诗中是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隐逸象征。唐诗中的渔樵语词屡见不鲜,俯拾即是: 幽情遗绂冕,宸眷瞩樵渔。(李峤《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

临水狎渔樵,望山怀隐沦。(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其十一) 此身何所似,天地一渔樵。(殷尧藩《过雍陶博士邸中饮》) 进思谐启沃,退混即渔樵。(李益《兰陵僻居联句》)

何事乐渔樵,巾车或倚桡。(陆龟蒙《奉酬袭美秋晚见题二首》)

可见,终唐一世,渔樵成为士人的眷怀所在,这与唐代崇隐的国策以及垂钓的隐逸传统有关。而且渔樵是自然山水的亲近者,所以最得山水之乐

渔樵有誉在前而无毁于后,有乐在身而无忧在心,所以在唐人心中凝定为一个闲适自得的渔樵情结。他们“不嫌门巷似渔樵”[3](P·7804),或“曲

江晴望忆渔樵”[3](P·7509),或“长贪山水羡渔樵”[3](P·7802),或“迟尔访渔樵”[3](P·1519),即使许浑在赴阙时“犹自梦渔樵”[3](P·6053)。

他们以渔樵为隐逸,为官在任时,也会积攒隐退之资,“终当求一郡,聚少渔樵费。”[3](P·4809)高适早年混迹渔樵十二年,后虽授封丘尉等职,但

任真自得的本性使他难以适应官场的恭逢迎送、鞭挞百姓的日子,转而又思渔樵生活,“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渔樵”[3](P·2205);在隐居优游山水

遣兴时,他们“尽作渔樵言”[3](P·2039);罢官离任时也以渔樵的厌闻世事自慰:“州县名何在?渔樵事亦违。故山桃李月,初服薜萝衣”[3](P·1551);

战乱之时,渔隐也不失为一种权宜的避身之策。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就高吟“胡羯何多难,渔樵寄此生”[3](P·2440),陆龟蒙《乱后书事寄同志》中也有“各向渔樵混姓名䖈的打算。”

当然渔樵之隐并非纯然的逍遥自在,也有其不得已的无奈与苦衷,如果说在初盛唐走向别业薮泽还是一种有慨叹而无悲凉的盛世之音的话,那

么在中晚唐则是内忧外患下文人的自我解脱之辞。然而唐代文人虽普遍关注抒写垂钓,但他们大多并未了解垂钓生活的实际,而是在观念上排除垂

钓形体的艰辛,忽视其现实功利的一面,重其精神超脱的审美功能,所以他们的作品很少言及风浪之苦、为渔人立言。鲁迅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

出:“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鉴赏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糊涂。”[5](P·2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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