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小波小说的怪诞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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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王小波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西方文化及文学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对中国的文艺界产生影响,并推动一批先锋作家写出了具有浓厚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已故知名作家王小波的作品虽全归

属

于“先锋文学”,但其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仍是十分鲜明的。本

文将对王小波作品中反映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做一简要陈述和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阶段，而现代西方文化也经历了一次次新的裂变，随之进入到后现代主义时期。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风靡欧美的文化思潮，深深地影响到艺术、文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特别是对文学创作领域影响极深。后现代文学作品对传统文学的叙事模式进行解构和颠覆，主张文学创作中思维、写作和话语方式的随意性与多元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小波受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或闪耀着人性解放的光辉，或流露出对现实社会的深沉关注，或折射出对自由和谐生活的向往，自觉追求“有智、有趣、美好和自由”。目前对王小波作品的后现代性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解构、陌生化、异化、语言实验、荒诞、狂欢化和明显的复调特征等。本文将着重从荒诞、解构、语言实验3个方面来阐述王小波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一、荒诞

后现代主义作品具有明显的虚幻性和荒诞性特征,以纯粹的虚构、特定的境遇取代了传统文学围绕人物关系、人物命运展开情节，也取代了主人公与他人及自身发生的种种冲突。后现代主义用了反传统、反小说、反戏剧的荒诞手法来表达荒诞的思想内容。在这些作品中，情节荒诞离奇，人物怪异扭曲，语言破碎混乱，结构违反常规，从而形成荒诞的形式与荒诞的思想主题的统一。荒诞是与优美、滑稽、崇高、悲剧并列的，最普遍最常见的审美形态。由丑恶和滑稽两种成分融合而成，丑恶是融合的内容，滑稽是融合的形式，二者缺一不可。它常以极端反常化为构成方式，即用最熟悉的构成最陌生的，最明白的构成最神秘的，最浅陋的构成最智慧的，最美善的构成最丑恶的，最现实的构成最超现实的，最非人的构成最人体的。最典型的接受反应是既恐怖可怕，又滑稽好笑。王小波没有像传统艺术那样对自己的表现对象进行社会学的正义与邪恶的划分，而是如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艺术那样拒绝了崇高美和悲剧美。不过，他的描写与当今那些吃人、伤人、自杀、玩尸体、虐待动物等残忍血腥的行为艺术又有本质的不同，他只是用意识虚构做恶活动，并且还用滑稽否定了它。

王小波的作品中荒诞性多有体现，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在表面的荒诞背后，王小波通常会引导读者作出一些理性的思考，使读者对作品的立意有进一步的了解。《青铜时代》中的《红拂夜奔》是由一个唐代的传奇故事改编而来的，但加入了许多荒诞的、想象的元素，使得整篇作品更加引人入胜，同时也发人深省。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描绘了许多荒谬的场景：洛阳城的人踩着高跷在街上行走；妓女们穿着皮上衣和超短裙；西域来的黑人用麻袋作为


Taxi来载客；红拂要自杀殉夫还要先申请“自杀指标”，等等。很显然，这些情节与真实的历史是绝对不相符的，是荒诞的，但是，透过这些荒诞的情节，我们似乎能够读懂作者的用意，那就是，借用历史这个外壳，来揭示古往今来人性的本质。、 二、解构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解构”。在作品中表现为各种成分相互分解、颠倒，内容重复，情节发展扑朔迷离，荒诞不经，不受因果关系制约；作品中时间、空间的顺序被打乱。在故事情节上，后现代主义作品常常采用“元写作”的手法，不再建构由开端、高潮、结尾组成的结构层次，不再寻求事物发展的线性因果关系，使所叙述的事件都成了断断续续的碎片。《青铜时代》里表现了王小波模仿西方元小说手法的现代叙事技巧，作者关注的重心不再是小说本身，而是怎样写小说的创作过程。在《青铜时代》里的长篇小说《万寿寺》中，作为失忆者兼考古员的叙述者，以一个无知读者的身份去阅读一份交织着他的过去，由他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并由此展开对唐传奇《甘泽谣》面目全非的改写。这样，同一人物承担了读者与叙述者的双重身份，叙述者由读者发明而读者又是最后文本的改写者。这样探索小说创作可能性的无限开放的元小说模式，无形中消解了叙述者，同又解放了读者，这就建立了叙述者与读者的游戏伙伴关系。同时，小说在叙事上取消了时间的先后顺序，作为叙述人的“王二”自由穿梭于隋唐与现代之间。时空的交错打破了“意象”理性组合的节奏，形成了多重画面，使叙述显得摇曳多姿。这种对“时间”的分裂、重复、错位的方式，把物理时间转换成心理时间，呈现出时空状态的弥漫性和零散性。

方丹在《简析王小波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一文中提到:“„„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解构则意味着对传统叙事模式的颠覆，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在《万寿寺》中，我们找不到一条完整的、贯穿全文的情节线索，所能看到的只是古代和现实的两个故事的交叉叙述，而且这两个故事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作品的情节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万寿寺》中，薛蒿抢红线有各种可能,薛嵩被刺经过有多种说法，老妓女杀小妓女又有几种讲法，刺客来犯有几种说法，重写的刺客来犯又有几种写法，关于薛嵩的家也有不同的说法，重写的行刺过程在一个梗概下又有多样可能„„。作者似乎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欲穷尽一切可能性而不得，但是给读者造成的感觉就是如同进入了迷宫，面对层出不穷的可能性不知所措。

三、对传统禁区的后现代解构

王小波小说中最受非议、最被误读的部分还是性描写，其实，他作品中的性描写是一种超越羞耻心文化的中性写实。作品中大量的性描写既不像《金瓶梅》那样作赤裸裸的夸张式丑化，也不像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作诗化抒情，以突出性的美，而是介于这二者之间作自然纯真的中性描写。在《黄金时代》里，王、陈之性爱被写得灿烂迷人，充满了诗情画意，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激情。陈清扬一点也不藐视破鞋，而且对破鞋还有一点钦佩，这在人人见到破鞋就愤怒，破鞋永远是耸人听闻的故事的年代里，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超凡脱俗的意味；而王二面对陈清扬要他为她证明不是破鞋的请求，更是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身上，性爱摆脱了世俗的偏见，没有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了一种平凡的行为，一种自然、正常的生理需求。在《黄金时代》里，王、陈之性爱被写得灿烂迷人，充满了诗情画意，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激情。由此，王小波以文学的方式实现了对传统禁区的后现代解构。

同性恋作为一种背离传统性取向的情感模式，其历史虽然不短，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异端”，被大加批判和鞭挞，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更被视为是一种邪恶的情感。而后现代主义产生之后，不少后现代主义者却对同性恋表示支持和赞同。因此，对同性恋的支持和同情也应被视为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早在1990年，他就与他的夫人，著名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女士进行了对同性恋者行为的调查，并出版了《他们的世界》这部描写同性恋者内心世界的著作。王小波侧重于描写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力量，他认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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