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鲁迅对红学索隐派的尖锐批评

2023-01-19 17:34:16 文档大全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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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鲁迅对红学索隐派的尖锐批评

俞平伯和鲁迅都对旧红学索隐猜谜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扫清了索隐派布下的重重迷雾，促进了新红学的发展。

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一书是新红学的力作，俞平伯在这本书中严厉地批评了旧红学索隐猜谜的做法。他在《红楼梦辨·作者底态度》一文中指出：“第一类„红学家‟是猜谜派。他们大半预先存了一个主观上的一个偏见，然后把书本上底事迹牵强傅会上去，他们的结果，是出了许多索隐，闹得乌烟瘴气不知所云。”并且他又进一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这其中有两个原故：（1）他们有点好奇，以为那些平淡老实的话，决不配来解释《红楼梦》。（2）他们底偏见实在太深了，所以看不见这本书底本来面目，只是颜色眼镜中的《红楼梦》。”他认为：“求浅反深，是这派„红学家‟的通病。”俞平伯先生这些话，说得旗帜鲜明，一针见血，持论允当，分析透辟，论证剀切，很富于思辨性和说服力，于是给醉心于索隐猜谜的“红学家”以有力一击，而这对新红学的建立，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世人“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认为所谓《红楼梦》本事是“刺和珅”、“藏谶说”和“明易说”之类，“悠谬不足辩”。他主要列举了“世所广传者”三说，即“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和“康熙朝政治状态说”，又以确凿的事实，一一予以驳斥，从而彻底否定了各种索隐猜谜的做法。而这一点与俞平伯先生是完全一致的。

俞平伯和鲁迅不仅指出了旧红学索隐猜谜的错误，还进而认为《红楼梦》具有自传的性质，把《红楼梦》看成是作者的“自传”或“自叙”。

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有很多地方都提到《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认为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其中《红楼梦辨·〈红楼梦〉底风格》说得极为明确：“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从这一根本观念，对于《红楼梦》底批评却有很大的影响。既晓得是自传，当然书中底人物事情是实有而非虚构；既有事实作蓝本，所以作者的唯一手段是写生。”他在《红楼梦辨·作者底态度》中又进而指出：《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他甚至说《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正是自传的一个铁证”。

鲁迅先生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他又说：“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他还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由此可知《红楼梦》一书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俞平伯先生的“自传说”和鲁迅先生的“自叙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红学发展来看，这两种说法有其意义，因为这毕竟是反对索隐派的有力武器，在反对“猜谜的红学”的进程中，为彻底扫清索隐派所散布的迷雾，使《红楼梦》真正显示出它的价值，起了进步的作用。但是，《红楼梦》毕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创作，其中所写可以有作者的经历，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可以有作者的影子，但是不能因此则说《红楼梦》就是作者的“自传”或“自叙”，因为这样便把生活本身等同于文学创作，否定了作者的艺术概括和典型化处理，那就意味着《红楼梦》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东西。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但是它又高于生活。贾宝玉的形象及其周围环境所概括的社会内容和蕴藏的思想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作者本人的经历。

俞平伯和鲁迅后来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都修正了自己的说法。

俞平伯先生在1925年所写的《〈红楼梦辨〉的修正》，对“自传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在那本书里有一点难辩解的糊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线。”“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俞平伯先生甚至已经觉察到“自传说”已掉进了索隐派的同一窠臼：“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又类乎谜，不过换个底罢了。”如果说《红楼梦》“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曹，

宝玉即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我们今天如有意打破它，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弃。”这些话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俞平伯先生对过去自己坚持“自传说”，所作的非常深刻的自省和相当彻底的修正。

俞平伯先生在1950年12月为《红楼梦研究》所写的自序中又说：“《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他在1955年2月发表的《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一文中又说：“当《红楼梦辨》出版不久，我就怀疑胡适的作者自传说了，因为在《红楼梦》里有许多讲不通的所在。但却不能建立新的看法。《红楼梦研究》基本上仍袭用这自传说，并没有什么意义的修改。”[1]这便说明，俞平伯先生已经不再坚持“自传说”。

鲁迅先生在1936年所写的《〈出关〉的“关”》，则表明他已经彻底抛弃了“自叙传”。他指出：“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是冯执中（应为“冯萃中”，笔者注），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显然，鲁迅先生说得更深刻，更精辟，更科学，因为他划清了典型形象和真人真事的界限，揭示了文学创作的规律，这足以表明鲁迅先生思想认识的飞跃和艺术见解的升华。

[1] 见《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