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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探讨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文学艺术思想等各种理论与思想形式,涵盖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宗教观等各种思想观念,它们相互有机联系,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思想体系。当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展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益演变成公开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和阶级局限性。
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基本规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是如此。因此,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的实质,特别是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看似困惑的新变化,我们有必要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演变的角度,来透视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首先应当肯定,相对于封建主义政教合一、以神权和王权而非人权为本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让人回归自我,回归自由。这为人的发展开启了历史之门,引导人类走上追求自身幸福的道路。可以说,这个意识形态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鲜明也是其最根本的内容,是在对人本主义核心中的人作界定和诠释时,把人仅仅归结为个人,仅仅在个体的意义上理解人。人本主义的一切在这里都得到了重新说明:人世间的一切就是个人的一切,一切都必须从个人出发,并以个人为归宿——人的理性是个人的理性,人的权利是个人的权利,人的需要是个人的需要,人的发展是个人的发展,人的幸福当然也是个人的幸福。据此,它主张的民主、自由等等,也首先在个人权利的范畴内得到解释。这是资本主义历史眼界内的个人主义,最终被归结为绝对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是在主流不变基础上的变化。人权话语并没有取代权利话语,社会并没有压倒个人,国家仍然是主导性的统治力量。而且,人权的普遍化并没有改变严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社会利益”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治理”也不是消除国家的阶级压迫的性质。但是这些变化改善了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加强了说服力和修辞效果。可以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化目的在于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完善自身,进而更有效地再生产、维护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 在对大量的意识形态现象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意识形态作为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种特殊形态,除了一般的认识特点之外,突出的是它具有强烈的现实利益性,明确的价值指向性和实践的目的性等等这样一些特点,而由于这些特点,就使意识形态更加集中表现出了它的政治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意识形态看作是政治哲学的范畴,而且常常是把政治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这两个范畴同样使用。可见如果抹杀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质,那就等于否定了意识形态本身,因为不存在没有政治性质的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中的无意识因素”也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
意识形态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扼杀、演变社会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及其理念前提,近一个世纪以来,合乎逻辑地经过了七个阶段或七种形态,即对立论、趋同论、趋异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论。 意识形态终结是个陷阱。在许多西方国家,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工作从来都是强化而不是弱化,更不是“非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只能使国家解体和社会动荡,它在实质上是要
求马克思主义丧失、放弃意识形态功能。所以意识形态终结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终结,而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美国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一是强烈的大国意识,二是种族等级观念,三是对于超越美国规范的革命的敌对态度。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撑,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这三个要素却一直被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长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要素。
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对工业文明和政治现代化问题的不同方面的反应。这三大意识形态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每一种“主义”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在每一种主义所推动的政治运动中,似乎都可以找到其他两种主义的影子。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冲突和渗透,推动者人类的政治实践水平的不断发展。在19世纪,这三种意识形态主要局限于欧美工业国家范围内,不仅没有真正形成世界性的发展潮流,而且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存在着自身幼稚而明显的缺陷。在20世纪来临后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大踏步前进,这三种意识形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生根拓展,构成了汹涌澎湃的世界性政治现代化运动,从而大大推动了工业文明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自身也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
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科学技术观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或制约着各种社会问题,并执行着某些意识形态功能。同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诸形式构成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精神环境,制约着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功能的理解。这些情况使得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政治化与它扮演了意识形态的角色是一回事,而后者表现了问题的实质。这种解释政治权力和政治秩序并使它们合法化的新意识形态就是“技术统治论”。在哈贝马斯看来,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成为头号生产力,而在于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在于人类怎样应用科学技术。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变科学技术利用的方式和方向,使之为人类服务,而不是让人类受制于科学技术。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如何在“目的——合理的活动”系统与“交往活动”系统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
另有学着指出,综观哈贝马斯的思想,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得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要素;其次,由于科学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行政机构都取得了合理化的形式,政治让位于科学技术;最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起到了使公众舆论非政治化的目的。概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论证,达到了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辩护的目的,因此,科学技术成了意识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和科学二者不是直接相干的问题。意识形态是信念、价值取向,要解决的是价值问题,而科学要解决的则是事实问题。那种把意识形态当作科学或指责某一意识形态为伪科学的思路都陷入了科学主义的谬误中。自17世纪以来,以物理学为首的科学技术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有着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无数英雄,但是,我们知道,科学不是万能的,它没有理由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同样,意识形态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反科学或伪科学的,科学没有理由成为检验意识形态的尺度。
“全球化”意识形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观念体现,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全球化”像它的一个对应概念“自由贸易”一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作用是通过它那种看上去非常有益的和不可阻挡的优势来减少这个过程的阻力。发展中国家往往容易被“全球化”意识形态冠冕堂皇的话语所迷惑,信以为真,认为只要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要求去做,就会实现发展目标,而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发展中国家的“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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