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耶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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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塔耶娃——大地的女人（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茨维塔耶娃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加诸其身的困厄。1917年，丈夫艾伏隆应征入伍，一去便杳无音讯。1919年秋，走投无靠的茨维塔耶娃不得不将两个女儿送进了库恩采夫育婴院。不久，重病的大女儿阿利娅被送回了家，可是，小女儿伊利娜却不幸饿死在育婴院中。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她仍然没有中断自己的诗歌写作，或许，此时的写作已经成了她排遣孤独与贫困最重要的手段。写作的成果之一，就是1921年所出版的诗集《里程标》。在这部诗集中，她集中地描写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不过，这些诗歌与少女时代的作品相比，更多地是掺合进了生活的苦涩，流露着对未卜的前途的忧虑，以及灵魂深处冲撞不已的渴望、追求、欲望、困惑和矛盾：

“我的灵魂和你的灵魂是那样亲近， 仿佛一人身上的左手和右手。

我们闭上眼睛，陶醉和温存， 仿佛是鸟儿的左翼与右翅。

可一旦刮起风暴——无底深渊 便横亘在左右两翼之间。”

1922年，艾伏隆随着溃败的弗兰克尔军队流亡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因对白军的行为感到失望，脱下军装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在得知丈夫犹在人世的消息后，茨维塔耶娃被获准出国团聚。出国之初，她来到了德国的柏林。当时的柏林是俄罗斯侨民文化的中心之一。她在那里见到了叶赛宁、安．别雷和鲍．帕斯捷尔纳克，后者新近出版的一部诗集《生活，我的妹妹》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柏林时期是茨维塔耶娃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她出版了《别离》、《天鹅营》、《手艺》等诗集。此外，还创作了几部叙事诗，如《山之歌》、《终结之歌》、《空气之歌》、《捕鼠者》等。

无疑，在俄罗斯诗歌史上，茨维塔耶娃属于天才诗人那一类型，综观她的整个创作，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充溢的灵感和丰富的想像力，其中没有丝毫的匠气，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因此忽视过诗歌的技术层面，恰恰相反，她比很多平庸的诗人都更重视技术的存在。她深深地懂得，没有手艺，人们就不可能化平淡为神奇，不可能在尘世的生活中创造出艺术，因为，“上帝与构思同在！上帝与虚构同在！”所以，她自豪地宣称：

“去为自己寻找一名可靠的女友， 那并非依仗数量称奇的女友。 我知道，维纳斯是双手的事业，




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

对手艺的重视使得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征，她的作品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充满了大量的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和省略号；上述特点以及那些不完整的句，往往在词与词、句和句之间造成很大的跳跃性，使得她的一部分作品显得比较晦涩难懂。但是，读者倘若能够剥开隐晦的语义外壳，细细品味一下其中含纳的深意，便不难顺着技术的线索走向精神的深宫，从而感悟这位命途多舛的女诗人对生命本质所作的特殊诠释，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同情和共鸣。

1925年秋天，茨维塔耶娃夫妇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莫尔迁居到巴黎。白俄侨民界在表示了最初的欢迎以后，便觉得她的诗歌“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认为是“非我族类”而开始对她予以排斥和打击。不久，由于茨维塔耶娃流露了某种亲苏倾向，对马雅可夫斯基表示出好感以后，她的处境更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而回到那里又不可能。”这一时期，孤独、贫穷、对祖国的怀念，成了她创作中最主要的主题，它们集中体现在1928年出版的诗集《俄罗斯之后》中。

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推荐和介绍，茨维塔耶娃于1926年春天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取得了通信联系。于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并构成了一段奇异的三角恋爱。这种由通信而建筑起的恋情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一段著名的佳，他们停留在纸片上的亲吻和拥抱，字里行间那种柏拉图式的情感，再一次为人类由情欲向精神皈依，为生命超越死亡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茨维塔耶娃的这种激情在其后所写的、献给里尔克的一篇散文中积淀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理性。在这篇文章中，茨维塔耶娃开篇便说道：“每一个人的死，都必定融入到别人之死的行列，都必定在死亡之列中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先逝者由于后逝者的存在，形成了一个活的长链。诗人以对死亡的思考，触及了生命的隐秘联系，把人们送回到了生的境界。“莱纳，我被你的死亡吞噬了，也 就是说，我把迄今为止我所忍受的一切亲人的死都与你的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母亲那高傲的死，还是父亲那异常令人感动的死，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死”。我们不难发现，充盈在这段文字中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这种爱来源于诗人的使命感：世界病了，它需要输血，而与拥有同一血缘的是我们的诗人，诗人输出了他的血，之后便死去了。上述便是茨维塔耶娃通过《你的死》一文告诉我们的死之“净重”。

三十年代是茨维塔耶娃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形成这一高峰最直接的原因是，诗歌不可能像其他体裁那样在侨民文化界“畅销”，它先天的贵族气息使其只能服务于少数的知识精英，而散文的“流通性”则可以顺利地“大众化”，进而“化大众”，并带来一定的经济收获。正如诗人略带自嘲说道：“侨居使我成了一名散文作家。”另外，对一个诗人而言，在高强度的诗歌写作之后，能有一个匀速的“散文”阶段，也不失为“百米冲刺”后的“缓冲”，可以在休养生息中得到能量“再集聚”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散文并非随意之作，其中的一些名篇，如《劳动英雄》、《一首献诗的经过》、《记忆之井》（直译为《关于生者的生动印象》）、《诗人与时代》、《被俘的灵魂》、《诗人论批评家》、《普希金和普加乔夫》等，记述了关于勃柳索夫、






曼杰什坦姆、 沃洛申、别雷等“白银时代”著名诗人的印象，它们以随笔的形式阐述了她对生活的思考，对艺术和诗歌的一些深思熟虑，尽管叙述的是他们，表达的却是诗人自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诗歌的血液在散文的脉管里的流动。

在茨维塔耶娃众多的散文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她自传。它们由十六篇回忆文章组成，包括《母亲与音乐》、《我的普希金》、《老皮门的房子》、《未婚夫》、《中国人》，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你的死》等。在《我的普希金》中，诗人描述了她走进普希金的心路历程，以一个现代诗人的激情向本民族的经典诗人表示了由衷的敬意。童年时代，她便形成了一个纯粹诗人性质的印象：丹特士之所以会和普希金决斗，并将后者杀死，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丹特士不会写诗。从此，她在幼小的心灵里，便将世界划分为诗人和大众两大类，她本人则倾向于诗人一边，把诗人作为保护的对象。而在对普希金的解读中，茨维塔耶娃也显露了一个诗人的敏锐，她以独特的慧眼指出，普希金一生最爱的女人是他的奶妈，那个不像女人的女人。他对奶妈说过的话是人世最温柔的语言 ，他不曾把这样语言呈给任何别的女人。与普希金一样，茨维塔耶娃从事写作时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自由”。因此，在阐述前辈诗人的名诗《致大海》时，她表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自由的自然力”并不是大海，而是诗本身，那是人们永远无法舍弃的诗。

像许多俄罗斯侨民一样，侨居巴黎的茨维塔耶娃始终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却的乡愁，与此同时，白俄侨民界的狭隘和虚伪更令诗人感到不屑与之为伍。1939年6月，茨维塔耶娃携带儿子返回苏联。可是，等待着茨维塔耶娃的厄运是她始料不及的同年8月，先期回国的女儿阿利娅被捕，随即被流放；10月，丈夫艾伏隆被控从事反苏活动而逮捕，后被枪决。这段时期，由于丧失了发表自己作品的可能，她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到了诗歌翻译中。茨维塔耶娃的翻译十分严谨，她的翻译原则就是，一定要使笔下的文学作品获得它的文学性，否则，宁可不拿去发表。显然，她要以这样态度来换取口粮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情。因此，她不得不经常兼做一些粗活，如帮厨、打扫卫生等补贴家用。

在传中，茨维塔耶娃陈述道：“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她的一行诗句可以作为这段话的注解：“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命运似乎也在为她的信念推波助澜。1941年8月，由于德国纳粹的铁蹄迫近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和惟一的亲人——儿子莫尔移居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小城叶拉堡市。正是在座小城，诗人经历了一生最不堪承受的精神和物质双重的危机。诗人茨维塔耶娃期望在即将开设的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这一申请遭到了作协领导的拒绝。8月31日，绝望中的她自缢身亡。她给儿子留下的遗言是：“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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