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九百卷清曹寅等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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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九百卷清曹寅等纂修

清初所编最大的一部唐五代诗歌总集。唐人的诗，除各个作家的专集以外，唐宋已有人汇辑编集，但都不够全备。至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1333卷）和清初季振宜的《唐诗》（717卷），采集宋元以来所刊刻、传抄的唐人别集，并蒐求遗佚，补辑散落，遂成为网罗面较广的唐诗总集。《唐音统签》一书的体例，以初、盛、中、晚断限，每一个作家的诗，则按体排比；季振宜的《唐诗》多依照原集本次序。清初编纂的这部《全唐诗》，基本上就是以胡季两书作为底本，再加补校而成。《全唐诗》的修纂，始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成于四十五年十月，当时入局参校，有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10人。《全唐诗》大体依季氏书编次，不分初、盛、中、晚，并删去《统签》篇末章咒4卷，偈颂24卷。当时修纂，除以《统签》、《唐诗》为底本外，并用内府所藏唐人诗集参校，“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共收诗48900余首，作者2200余人，编为900卷。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对于研究我国唐代历史、文化和文学，无疑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首先，它收诗是相当“全”的，充分吸收了以前各种唐诗汇辑本的成果，并在这个基础上，相当完备地搜罗了唐代三百年间无论是成集的还是零星的篇章单句的诗歌作品，使我们能够概见唐诗的全貌。

其次，胡震亨、季振宜两人不仅藏书丰富，又都是精鉴名家，对唐人诗歌的校勘，用功甚深。《全唐诗》既以胡、季两书为前资，又根据当时内府所藏善本校补，因此，书中所作校订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如季书以《册府元龟》中唐高祖赐秦王诗冠首，胡书谓唐初无五星联聚之事，谓上诗“五宿连珠见”说不确，疑是伪托，《全唐诗》即据之删却，而以太宗诗冠首。又如季书误收六朝人诗，如陈昭仪沈氏，卫敬瑜妻；又将六朝人诗误入唐人诗集，如刘孝胜《武陵深行》误作曹邺诗，《全唐诗》均行刊正。另外，唐代各家诗集，经过《全唐诗》编者的这一番整理，也有价值甚高者，如《高适集》，内多佚诗4首，且保存了高诗原注；如《长江集》，收录最备，校勘最精，足供研究之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网罗赅备，细大不遗”，虽然不无溢美之嫌，但谓“得此一编，而唐诗之源流正变，始末厘然，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还是比较中肯的。但是，这部近千卷的规模宏大的总集，以十人之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编成，而且编者多为文人而非学者，加之编撰地又在远离书籍收藏中心京师的扬州，所以疏误遗漏就在所难免了。当时，大学者朱彝尊就已有“业经进呈，成书不说”之叹.现在看来，这部书的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漏收、误收、重出。早在《全唐诗》编纂工作正在进行之时，朱彝尊即为编者提供了一份包括147种书的参考书目，但未为编者采用，这就是后来刻入《晨风阁丛书》的《全唐诗未备书目》。乾隆时，日本人市河世宁利用日本所存文献，辑录《全唐诗》未收之佚诗，成《全唐诗逸》3卷。此外，在各种典籍，特别是方志、金石法帖、佛道二藏中尚有较多唐五代人诗，未见采录；至敦煌文献、域外汉籍，由于发现或回归时代较晚，就更没有可能利用了。其中误收的情况更为复杂，有非唐人误作唐人收录者，有非唐人诗误作唐人诗收入者，有非唐人诗因与唐人同姓名而误收为唐人诗者，有唐五代人张冠李戴者。重出的作品，有时互注，有时无注，有注一作某诗而某集不载，有注一作某诗而无某集，又有集后所附佚句已见于集中某篇之内，更有一人而误分为二人者。凡此种种疏误，自晚清以来校补、考订成果甚多，其中集大成的著作主要有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6年版）和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等。二、作者姓名小传疏误。《全唐诗》作者小传极为简略，且疏失之处甚多。或姓名舛误，或一人分为二人，或误两人为一人，或张冠李戴。至于小传叙述生平履历的漏略之处，更不胜枚举。即在《全唐诗》刚编定之时，朱彝尊即曾指出其第11函7册“无考”卷孙元宴以下43人的官职并非全然无考（见《晨风阁丛书·潜采堂书目四种》之一《全唐诗未备书目》后冯登府《记》）。后来许多学者致力于《全唐诗》作者小传的考订工作，较为重要的成果则有吴汝煜、胡可先的《〈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和陶敏的《〈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三、编次体例不善。《全唐诗》以皇帝、后妃及宗室诸王等诗列首，次以臣工、释道、闺秀为序，而不依时代先后。有官爵的则“以登第之年为主，其未曾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者，以入仕之年为主”，如骆宾王先王勃生，却列王后，韦应物出生晚于高适、岑参、杜甫等人，却反列在诸人之前。这些极不合理的编次，都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各集编排，或遵原集编次，或分体改编，或以类相从，颇不一致。在史料来源方面，未将所用底本及所辑零散诗篇出处逐一注明，且将《唐音统签》所注引书出处删却，读者使用极为不便。此书版本主要有：（1）康熙四十六年刻本，通常称之为武英殿刻本，实际上是扬州诗局刻本，计120册。其后有江宁重刻本、广州巾箱本。（2）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局据原刻石印，4函，并为32卷。（3）1960年中华书局据扬州诗局刻本标点排印，作了少许的校订，并编有四角号码《全唐诗作者索引》。（4）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扬州诗局本影印，上下两册；又另编《全唐诗作者索引》、《全唐诗篇目索引》二种，同时铅排付印，另装一册，以利读者。（5）2001年，文化艺术出版公司，出版了陈贻焮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唐诗》，对《全唐诗》作了增订、注释和一些编年的工作，体现了二十世纪末《全唐诗》研究的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