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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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约公元前571～公元前471），字伯阳，谥号聃，又称李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一说今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闸北镇郑店村）人。被称为是“天下第一”。曾作过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教祖，世界文化名人。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 ，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这本书。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有人认为是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跟孔子同时，曾著书十五篇宣传道家之用；还有人认为是周太史儋，生活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中即说明了当时对老子何其人有过此两种猜测。“或曰：老莱子亦老莱子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当时司马迁也疑老子即为老莱子。并不是道家创始人。

《道德经》又有一说法为《德道经》。一九七三年，马王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给几千年来的老学研究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光明。帛书《老子》有甲乙两种版本，皆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後。尤其乙本在两篇后分别有“德”“道”二字明确分出篇名。这使得自魏晋以来被误名为《道德经》，及颠倒《德篇》与《道篇》编排次序的事实真相大白。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老子《老子*德道经》,多以《德篇》为上篇，《道经》为下篇，不分章，与今天流传的《道德经》上下二卷（《道经》在前，《德经》在後，并分为八十一章）次序不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银雀山竹简和马王堆帛书《老子、德道经》为汉文帝二十年（公元168年）以前的版本，比敦煌本早八九百年，也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後。可见《老子、德道经》以“德”、“道”分上下是战国以来的旧传，符合老子淳德归道、全德复道的本意。敦煌写本、银雀山竹简本和马王汉堆帛书保持了这个真面貌，是研究老子的最好材料。不仅如此，先秦韩非子《解老》《喻老》亦言德在前。可见魏晋以前的《老子》实为《德道经》“德道”除了有道德的内涵，而且寓意明德归道、以德养道的深刻意境。

老子在函谷关前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或《道德真经》。《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册，共81章，前37章为上篇道经，第38章以下属下篇德经，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上下共五千字左右。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楚简《老子》校注，参看丁四新著《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等书。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此外，《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


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道”的本义是指人们循着它行走以便到达某一目的地的“道路”，是“运行之所遵循”，引申为人们行为处事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处事方法，系统的组织范式、运行的程序规则，以及各种存在物的运动规律等。谈道就是谈论在走向目标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怎么走”。“德”的本义即“心、行之所陟”（德之字形由心、行、直构成，直通值、陟），是关于行动者的心境、行为在某一评价空间中到达哪里或站在哪里的判断。论德是评价、对比人们“走路的水平”怎么样。道论就是关于道与德的论述，是围绕着理想范式而进行的对行为的评说。在其中，对道的选择指的是行动者对自身的行为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对身外的线路的划定；是对“走路方式”或“在途规范”的取舍，而不是对环境路况或身外之世界规律的把握。它的着眼点在于考察行为方式—行为情态—行为结果之间的关联，继而确立一个理想范式以便一般行动体仿效、遵循，并不是讨论世界或客观存在以何方式运行的实证问题。 一个人可以从幼稚“走”向成熟，一个国家可以从专制“走”向共和。“行走”有非常抽象而广泛的比喻意义。老子道论的本质是：把平常的三维空间中的行走类推为“描述空间”或广义的“价值空间”中的“行走”。在平常三维空间中的到某地，在“描述空间”中就表现为成某名，在“价值空间”中则表现为达某德。所以，方法论问题也就是 “走路”的问题；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存在、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是老子道论的基本问题。

思想渊源:老子既是周的史官，因此《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班固的诸子均出于王官说，又当别论。金德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他列举了《左传》、《国语》、《论语》、《大戴礼记》等书中史官属于格言形式的话，并将16 条有关材料与《老子》相对照。比如"《左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这些话，显然是《老子》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的语意所本。"。。从这些材料的对比中，说明《老子》的语句，是"史官们向来保存的知识"。可见，《老子》与史官的知识有其思想上的渊源。

可以用语言来表述的道，不是恒常（不变）的道；可以用来命名的名，不是恒常（不变）的名。天地之始便产生了那个无法命名的道，无名的道产生了万物，而万物是有名的。

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开宗明义讲“道”即是“无”，是精神，是产生天地万物之母。“无”产生“有”，“有”是“无”产生的，由物质构成的天地万物。老子的“道”使我们感到果然“玄之又玄”。

道作为物质世界中未被感知的物质，给人的感觉是似真似幻。好象在恍恍惚惚之中存在的一个影象，好象恍恍惚惚之中存在的一个物体，它微小而模糊，其中含有道的本原之精神，这个精神是非常真实的实在物，里面含有与世间万物沟通的信息。

老子的“道”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脱离了物质而独自运行的抽象规律，是化生万物的生命本源。所以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它无始；“随之不见其后”，它无终，它在无始无终“周行不殆”的运行中化生着天地万物。

人按照地的法则发展变化，地按照天的法则发展变化，天按照道的法则发展变化，道按照自然的法则发展变化。

“无为”并非“无所为”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自觉无为。老子说：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是因为有恶生成；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是因为有不善生成。同样的道理，没有有也就没有无，没有难也就没有易，没有长也就没有短，没有高也就没有低，没有音也就没有声，没有前也就没有后。从这个道理出发，圣人治理国家都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实行无言的教化，万物生成和兴起后不去进行管理，出现了什么物品不据为己有，做什么事也不去计较能否得到补偿。有功于人世间而不居功，只有有功而不居功才能成为万世不朽之功。


二是使之无为。老子说：不给贤能的人以特殊的待遇，就能使民众不去争夺名位；不珍视财货，就能使民不去当盗贼；不展现让人可以唤起欲望的事物，就能使民众不在思想上产生惑乱。圣人这样治理天下„„就会使民众出于无知无欲的状态，使聪明人不敢有所作为。用这种无为的办法，没有治理不好的。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但不是“无所为”，而是不以“为”为“为”，或者说不刻意去“为”。

从事事业每天都能得到知识，从事修道每天都要损失知识。损失再损失，最终达到了无为。能做到无为就能实现无所不为。因此，要取得天下的人常采取无为的办法，如为取天下而挑起事端，就没有资格取天下。”

老子思想的归宿:老子的《道德经》博大精深，故又称其为玄（神秘）学。它对脱离了物质而独立运行的“道”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思想的发育，而且渗透到多门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一，哲学上的贡献。老子的《道德经》虽“没有西方古典哲学的那种逻辑的严密和语言的思辩，没有同为东方古典哲学的佛学那种有如身临其境的虚幻和浪漫，也不似同为国学经典的儒学那么现实实用和直接了当。”但“它是以一种独特的思维所做的独特的哲学表达。”在他的宇宙观中，“天地万物有道”是唯物主义的命题，而“道生天地万物”又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因而它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此外，他提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等，认为事物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即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是朴素的辨证法思想。他通过“道德”探讨世界本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其二，治术上的谋略。曾有人指老子为统治者献计。不管老子本意如何，客观上确有此嫌。老子学说作为道家经典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是在汉代，隋唐时期再度兴盛，虽其间在治理国家上多次被儒学取而代之，但老子学说也仅仅是从官方地位退其次，在民间的影响从未衰败过。

其三，军事上的探讨。老子在《道德经》中把他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渗透到军事战略战术中，提出了“柔弱胜刚强”（七十八章）等理论。认为“兵强则灭，术强则折”（七十六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是“天下莫不知”的普通道理。为说明此，他以水作比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但弱能胜强也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必然，因而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基于此，老子提出“以奇用兵”，要出其不意，攻击不备。他的这些军事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武等人的见解如出一辙。因而，老子的思想同样受到历代军界的重视。

其四，为道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道德经》的问世，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形成了道家学派，随着其影响日广，到了汉代，道家在黄（帝）老（子）道家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形成了宗教实体——道教。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历史的长河里经历了兴衰荣辱，但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得到了国家政策上的保护和规范，使其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一支得以发展。从老子思想的体系看，其成为道教的奠基理论亦属必然。

老子作为大智者，《道德经》作为大道理，不仅代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流派，其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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