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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位失足老男人 ——读《真假袁世凯辨别》
李镇西
我和作者端木赐香认识的时候,她还不叫“端木赐香”而叫“三糊涂”,算起来我俩“建交”快20年了。
最初是欣赏她妙趣横生的文笔,后是钦佩她细致严谨的治学,再后来我发现她最可贵的是勇于且善于独立思考。我并不是说她的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但至少她不人云亦云,每每在众口一词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或者说另一双眼睛。
比如这本《真假袁世凯辨别》。
关于袁世凯,许多人(包括我)一提起这个名字往往会不屑。会想到他身上的两个标签:“窃国大盗”和“复辟帝制”。
读了端木赐香的《真假袁世凯辨别》,我感觉“复辟帝制”是铁板钉钉,谁都无法为他洗地;而“窃国大盗”则不那么简单。
作者并没有简单地从“任何人都不是非白即黑那么简单”的理念出发,去刻意呈现袁世凯一生的“复杂性”,而是从史料考证出发,以事实为基础,再辅之以严谨的逻辑推理,用常识说话,进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接近真实的那个袁世凯。
所谓“窃国大盗”,是说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拥兵自重迫使孙中山先生放弃大总统的职位,直接阻断了中国的宪政进程,等等。
然而,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明明是孙中山和袁世凯经过正式严肃的南北和谈的结果,“窃国”从何谈起?
书中写到: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开会,“会议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也知道,凭武力自己打不过袁世凯,何况凭力武真的是生灵涂炭,不如光荣革命一次,既减少流血牺牲,还可以让革命马到成功。”
和革命党人谈判前,袁世凯给全权代表唐绍仪交代了自己的底线,定下的基调是:“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
袁世凯当然更倾向于君主立宪而非共和,但他并不反对共和,只是担心激进,认为老百姓素质低,搞“共和”怕天下大乱,还是走渐进的路子,“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
而孙中山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后八个字,既是孙中山的真话,也是袁世凯的实情。当时之时,才干加上实力,只有袁世凯能够稳定秩序,和平过渡。但实行共和,是孙中山的底线。
因此最后达成的协议中,袁世凯答应实行共和政体,而孙中山把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权力交给袁世凯。袁世凯果然说服清帝退位。清帝下诏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南方,宣布赞成共和。端木赐香评价道:“袁世凯与革命党都成功了,袁世凯逼宫成功,共革命党人共和成功。”
这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窃”的结果。革命党人那么好骗吗?太低估孙中山和他战友们的智商了。
当然,我同意端木赐香的分析,袁世凯宣布共和是被逼的。因为前面说了,他骨子里面还是希望搞君主立宪,认为这样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可我们不能
因此,说他这个大总统是“窃”来的。
但正因为是被逼共和,就为他后来复辟帝制埋下了伏笔。 关于“复辟帝制”,袁世凯的确接受帝位,推翻了共和,改国名为“中华帝国”,不过作者认为“帝制”分两种,一种是中国的秦制,即秦朝以来所实行的“帝制”,另一种是当时英国、日本、德国那种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制的那种“帝制”,而袁世凯所设想的帝制,应该是类似于君主立宪的“帝制”,他称作“洪宪帝制”,只是还没有开始便破产了。
但无论如何,他想做皇帝,这是确凿的事实。
我曾不太理解,以袁世凯雄才大略,或者降低一点说吧,凭他的智商,他难道不知道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就算他对共和一直是被动接受,而对君主立宪情有独钟,但赤裸裸的宣布废共和、立帝国,他称帝的“勇气”从何而来?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说,袁世凯乃“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可这么聪明能干的一个人,为何头脑发昏犯糊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作者说:“袁世凯终身最笨的一着,就是称帝。”然后,她写道:“我们现在很难说清楚,袁世凯这称帝是让时事逼的,还是源于自己心贼的膨胀?是身边宵小忽悠的结果,还是想当皇储的袁克定的策划?是民意的反弹,还是家族男人活不过六十的风水催的?总之,他扭扭捏捏地走向了称帝的不归之路。”
袁世凯称帝,除了他本人钟情帝制这个内因之外,还有不可忽视的外因。或者说,当初袁世凯并没有那么明显强烈的当皇帝的欲望,但因为种种诱因,他的内心深处沉睡的皇帝梦被激活了,而且愈发膨胀。用作者的话来说,“老袁一开始并没有称帝的意思,只不过架不住外间的纷扰与哄抬,当然也不是没有民意的成分。”
所谓“外间纷扰与哄抬”,指的是一些遗老遗少“共和不如亡国奴”的上书(这类上书不多,但的确有),外国人的怂恿支持,还有一帮“专家”的论证与鼓吹,以及“汹汹民意”。
零星上书和外国势力暂且不表,单说专家论证鼓吹,和民间的请愿与鼓噪,就没几个明白人能够不被忽悠的,最后智商降为零。
我说“专家”当然是现代用语,人家叫“筹安会”,专门研究什么政体才适合中国,他们是当时大学者,智商超群,学问一流,视野开阔,比如严复,比如杨度(此人一生颇为传奇,直到1980年代,媒体才公布了周恩来病危期间留言的证言:“杨度同志是共产党员。”),比如刘师培……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在思想学术上对中国的影响都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这批大师帮着袁世凯做“顶层设计”。 杨度专门写有《君宪救国论》,中心大意是: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后,必欲逼成共和,反而耽误中国的救亡之策;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后国中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遍之常德常识;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中国即使共和,也必得以专制精神才能治也;人民虽愚,但民权方面,宁可少与,不可欺民,咱得真立宪。 严复说得更直接:“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30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 再说得通俗些,就是国家不能乱,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老百姓的素质就这样,我们不是不要共和,得慢慢来嘛!
有理论思考,有现实考虑,还想到了未来;既高屋建瓴,又很“接地气”,利害得失,全想到了。袁世凯能不动心吗?
何况还有汹涌澎湃的“民意”,即袁世凯亲信组织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作者说:“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红包大动员了,吃饭、看戏,大有大份钱,小有小份钱,于是公民请愿团出笼。”不只是“公民请愿团”,还有“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女子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他的亲信就这样大搞舆论造势,把帝制打造成“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袁世凯被“民意”深深地感动了,更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想,既然全国人民都这样了,我怎么能够与人民为敌呢?于是,他向参政院表示:“本来应该维持共和政体的,本来这个总统职位就是人民给的,人民现在想改变国体,我们也得深加注意,听人民的。”
“听人民的”就得一票一票地投呀!没问题,投票是记名投票——票上印着“君主立宪”四字,让代表们先签全名,然后写上“赞成”或“反对”的字样。投票前每个国民代表可以拿到500元大洋的辛苦费。投票结果没有悬念:1993代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100%全票通过!
唐德刚对此评价说:“袁世凯早就感觉共和体制不适于中国,在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争斗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从今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 端木赐香在书中呼应道:“是的,特别是立足于现在回看,更觉得袁世凯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老头不理解他的手下,更不理解在中国什么样的民意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他的手下可以投其所好制造出所谓的民意哄他这个老领导。于是老头就这样被他们哄到了孤家寡人之地,一步一步走向早已给他备好的坟墓。” 袁世凯宣布称帝,举国哗然。毕竟中国已经走向共和,如此倒行逆施,公然以“人民的名义”开历史倒车,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反袁运动(护国运动),其中蔡锷将军毅然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讨袁护国军……这才是真正的民意。
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号,他因此忧愤成疾,不久便不治而亡。
本来袁世凯是可以伟人的荣誉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且不说正是他和平结束了二千年的封建皇权,在新旧中国交替之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仅从推动走向现代化的角度看,他就创下了中国许多“第一”——
创立了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第一个提出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第一个提出引进西方宪政制度,第一个建立了巡警制度,创办了中国人的第一家近代银行,修建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还有第一条自来水、第一家发电厂、第一个电报电话、第一个电车电灯公司,第一个环城马路,第一次宣布男子必须的剪掉辫子、女子不许再裹小脚……等等等等,这些“第一”都和袁世凯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连现在我们中国最大的节日“春节”,都是袁世凯确定的。
想想,如果没有“复辟帝制”的事儿,他将怎样被后世所尊崇和纪念? 然而一朝称帝,英名全毁。
读到这里,我不得不和作者一起喟叹——
杯具啊,老袁一辈子防人,最后没有防住自己的儿子与亲信。当然,最大的悲剧,是没防住自己,就这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位失足老男人!
202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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