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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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对自己有过这样的评价：“„„像我这样锋芒毕露，一触即跳的人，即使他看得清楚除严重缺点以外还有点滴的长处，他总是无法容忍的。”（顾准自述，P457）顾准没有夸大。只要看看他的文字，就知道他绝非低眉顺眼之辈。这也难怪，一个17岁就成为会计学教师，19岁就出版了会计学专著的天才，又何必知道什么是低三下四什么是俯首帖耳呢？

且看看顾准是怎样评价当年时代的弄潮儿的。关于郭沫若的马列主义史学，顾准说：“春秋时代，王朝也好，诸侯国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释为奴隶制，其实是生搬硬套。百工是王朝和诸侯国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怎么能够由奴隶来干？工尹在楚国是略次于令尹的大官，难道只是奴隶头儿？”（顾准文稿，P371）这还算是客气的。当听闻郭沫若说中国明末时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时，顾准是气不打一处来：“郭沫若之类，根本不懂得这一点。”（顾准文稿，P335）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顾准生性使然。他曾用同样的语气骂过范文澜：“范文澜说，宗教会产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他数典忘祖，他忘恩负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顾准文稿，P243）顾准也曾这样评价《资本论》中译本：“现在的《资本论》中译，实在是谬误百出，而且拙劣异常。„„译者用日文外来语的方法译音，结果，凡和基督教有关系的和无关系的中国人一概看不懂。原始积累一章涉及大量西方历史，译文更不忍卒读。”（顾准文稿，P327）唉，起我的老校长王亚南于地下，不知道将有何感喟。不过看到那么多大人物都被骂得狗血淋头，我想心里总能平衡吧？看那于光远与杨振宁，一样的被冷嘲热讽：“这幕喜剧，在中国排演了而未上演。曾经有过关于“板田模型”的尝试，这是一种包罗自然哲学体系在内新哲学体系的酝酿，为此，还有于光远指导下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你读了杨振宁与记者的谈话了吧？这种新哲学体系，现在大体收场了，不想演出了。这幕不会演出了的喜剧，更是喜剧化的喜剧。”（顾准文稿，P450）

顾准不是文人相轻，也不是柿子转拣软的捏。对于神坛上的马恩列斯等共党先贤，他一样不客气。如他曾揶揄恩格斯的种族主义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颂扬过日耳曼人，恩格斯是典型的日耳曼血统，对日耳曼人赞扬得更厉害。”他也曾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史学水平：“马克思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时代限制。马克思的古代史学，是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水平，那时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西尼文明和埃特鲁利亚文明，换句话说，除迦太基而外，欧洲另外两个海上文明是不知道的。”（顾准文稿，Ｐ３００）又说：“可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狼按：指实行直接民主还是议会民主）上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过分理想化，理想的灵感又从来不是凭空可以来到的，他不免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民主（狼按：雅典民主是直接民主）的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僭主们所利用（狼按：指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一类的伪民主），真是遗憾！”（顾准文稿，Ｐ２７１）乖乖，你说伟大导师也受时代极限那也罢了（虽然这也是那些匍匐在导师面前的马列专家们所不敢说的），你居然还敢说他那惊天动地的科学社会主义太理想化，居然还敢说苏联新中国是僭主国家，实在是太过分啦！


倘若说上面的话顾准还说得比较含糊，那么下面的几段话差不多就是直斥其非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中，顾准说：“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门徒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ＳＰＡＲＴＡ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顾准文稿，Ｐ２７０）说到苏联，顾准以为那是标准的独裁国家：

//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之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亦即公民的民兵的军队）代替常备军。他说，“机关”，不过是会计和打字员，可以由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他说，群众的统计监督可以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阁部。列宁的计划委员会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它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

实行的结果是：

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

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

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Ｓtalin，Khrushchev,Brezhnev„„//（顾准文稿，P382）

说苏联独裁，已是胆大妄为，至于说新中国专制，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胆大包天，他真敢！他说：“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势必成为以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些，独裁国家，别的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顾准文稿。Ｐ389）又说：“一步发展列宁的命题，可以推论：陈胜、吴广代表了秦二世时农民造反的愿望，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证明。但是，陈胜、吴广出来了，历史只能记载陈胜、吴广的活动，不可能记载千千万万农民的活动。而且，事实上秦汉之际的历史，主角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李斯、赵高。农民群众所扮演的角色是响应号召，当兵，战死，其中极小部分有战功，封侯，当了小官小吏等等。结果，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改善了些，活得下去了，但是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并没有轮上他们。这不仅在专制主义的中国是如此，在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是如此。哪一次和平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也莫不如此。” （顾准文稿，Ｐ389）

对于党国所特有的种种歪门邪道，顾准都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犀利的痛骂。比如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顾准有两段话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再三朗诵：“民主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这就是说，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争取的，问题在於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与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那麽说服者的见解怎麽能够永远是正确呢? 因为他采取“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怎麽样“集中起来”的呢?没有解释。//有人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


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这个定义，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这种对於民主的解释，和上面那种解释方法，一样以民主集中制为最高原则。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 （顾准文稿，Ｐ362）至于党国特色的“代表说”，顾准不屑一顾：“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顾准文稿，Ｐ249）正如今天“伟大光荣正确”已成为笑柄一样，在顾准眼里，“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也是贬义词：“有一个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势必要演化出政党来。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成为执政党，反对派演化成为反对党。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使政治和政策，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否则的话，政治和政策，永远是由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卫森严的宫廷里作出决定。” （顾准文稿，Ｐ379）“至于政府的形式，看起来不能做到大家当家作主，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高度分工势不可免——消灭分工，100多年的历史证明那是空想。会有“政治家”，他和工程师和清洁工人一样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什么“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更不是皇帝。” （顾准文稿，Ｐ366）

顾准的话，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每个人都敢说的，也不是每个人说了都会平安无事的，而顾准，在1949-1974那样一个暗无天日的年代，居然能有这样的一份清醒，一身胆识，怎能不叫人惊诧莫名！他的话未必就是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但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陈寅恪那句话：“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足够我们顶礼膜拜。我很幸运，居然和顾准是同行。会计虽然不过是一门手艺，可出了这样一个大师，实在值得所有会计学子骄傲――虽然，顾准自己也看不起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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