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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比赛和考级混为一谈
“有人把比赛和考级混为一谈,比赛通常是一次性,对孩子的鼓励性质更多。考级就完全不一样了。”关小蕾说。
周凤甫认为比赛是“相对比较”,它是一种排位比较。一到考级这个标准就会绝对化,就只是一个绝对的要求,而恰恰艺术没有办法做这种绝对的要求。儿童画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儿童独特的心理和情感的表达,如果给他们一个统一的模式,一个量化的标准,那就不是儿童画了,就是一种“种植”出来的画面。每一级都有一个僵化的标准,仿佛是钓鱼的“诱饵”,一步一步进入这个陷阱里面完全丧失你自己了,逐渐把你引入一个死框框里去。
杨小彦觉得高考和考级是不能类比的,教育也有考试,并不能完全取消它,是因为有一些教学的内容是可以寻找出适当的标准来量化的,一般意义上,主要的教学内容都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就是因为教学里有一定相应标准性的东西,而也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东西是不可能有标准的。在艺术上,也会存在“可教的”和“不可教”的两部分,可教的艺术某种意义上都是某种技术,比如说我教你色彩学、教你构图的法则、教你各种技巧,这些属于技术性的内容是可教的。但是艺术的价值观、艺术的风格是不可教的。
“我对美术学院的教育长期以来有个看法,它有个特点,刚好把这两个颠倒了。老师在课堂上总是讲‘不可教’的内容,老是说‘这个感觉不对’、‘这个感觉好啊!’,但是,却老不去讲那些‘可教’的东西,”杨小彦说:
“在国外还有油画的化学教授,教怎样去修复古画。由于构成艺术价值的核心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教’的,才使艺术这个教育变得很微妙,很复杂。”
杨小彦还举了个例子,如陈丹青招油画博士的时候,觉得有些学生油画那么厉害,但是英语不懂却招不进来就表示很愤怒、要抗议,这里就出现一个麻烦,由于艺术到某个程度就没有绝对的标准,那就不能判断陈丹青招学生是有走后门还是没有走后门,可以个人说了算。所以说大学教育有标准化的教育,也有一部分是对价值观、创造意识的传达。高考考的一定是可以量化的东西,这才符合人才选拔的目的。另外高考的标准是不完整的,但是没有办法,找不到替代方案,在没有更好的方案替代以前,也只能是完善目前这个有毛病的方案了。 虽然很多人想要做考级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国家教育部门的规定又是怎样的呢?
周凤甫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针对考级,教育部在2007年就发了一个16号文,明确规定‘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艺术水平的考级活动,各类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等级不得作为学生升学、奖励的依据’。”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下,实际上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美术老师对考级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共识。
最后,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举办这样的活动谁是最大的利益者,这种利益大吗?也许清楚了这关键的问题,大家心里也就会更加明晰了。 周凤甫说:“实行考级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利益驱动,说白了就是遇到
钱良心没有了。”他认为儿童画考级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提出来的,争论了多少年,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设立考级的目的。如果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话,这个实际上黑白是分明的,从分析当事每个人的动机就可以看到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搞考级的老师让他们扪心自问,他内心也不会认同这些东西对儿童有积极作用。
广州市少年宫美术学校校长关小蕾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以前的规矩,我们8000学员每个都推荐的话,每人有回扣50元,就有40万元。而且自己不用主办,只是推荐学生去参加,真的做起来,少年宫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她觉得这其实是社会艺术类的考级,可以一直到成人,但实际上最大的利益点就是少年儿童,没有这一块就没有利益可图了。
“这个昧着良心的东西我们不会去做。”她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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